简介
主角是陈继庭的这部精彩小说《权力巅峰：从大西南开始》是由著名作家畏海倾力创作的一部都市日常类型文学著作，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和演进，同时也引出了更多精彩故事线，绝对不容错过的佳作，书荒必看。
权力巅峰：从大西南开始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陈继庭正式到信访办上班是到清江的第五天。
早上七点，他在食堂吃了早饭——一碗稀饭，一个馒头，一碟咸菜。稀饭熬得稠，馒头是碱放多了，发黄，咬一口有股涩味。咸菜切得粗，一块一块的，咸得齁嗓子。他吃了一半，喝了两碗稀饭，把剩下的馒头用塑料袋包起来塞进口袋里。
从食堂到信访办，走路二十分钟。他没有让老吴送，想自己走走，看看清江的早晨。
清江的早晨比白天安静得多。街上没什么人，只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在门口坐着，手里端着碗，慢吞吞地吃早饭。一条黑狗跟了他半条街，不叫也不咬，就那么跟着，他停下来，它也停下来，蹲在路边看他。
街两边的店铺大多还没开门。那家“清江饭店”的卷闸门拉下来一半，里面有人在炒菜，油烟从门缝里冒出来，呛得他咳嗽了一声。一个小孩背着书包从巷子里跑出来，跑得太快，摔了一跤，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，继续跑。
他走到信访办门口的时候，七点四十。
楼还是那栋楼，旧得像个老人。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头，穿着蓝色的工作服，膝盖上放着一个布包，布包上绣着一朵花，已经褪色了。老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去，不说话。
陈继庭上了台阶，推开门。门还是吱呀一声，还是那么响。
走廊里很暗，他摸到墙上的开关，按了一下，灯没亮。他又按了一下，还是没亮。走廊尽头那扇窗户透进来的光不够用，地上只有一小块亮的地方，其他地方都是暗的。
他往里走，经过老马的办公室，门关着，里面没声音。他走到走廊尽头，左手边是信访接待室，右手边是档案室。他掏出钥匙——老马昨天给他的，一大串，铁的那种，沉甸甸的——试了三把，打开了接待室的门。
接待室比老马的办公室还小。一张长桌，四把椅子，桌上铺着一块塑料布，塑料布上有一层灰。墙角放着一个饮水机，桶里的水已经见底了，桶壁上长着一层绿苔。窗户关着，玻璃上蒙着一层灰，外面的光透不进来，屋子里灰蒙蒙的。
他推开窗户，灰尘扬起来，呛得他连打两个喷嚏。他把窗户撑好，让风灌进来。
然后他开始打扫。
他在走廊尽头的杂物间里找到一把扫帚、一个簸箕和一块抹布。扫帚只剩一半了，簸箕的边卷了，抹布硬得像砂纸。他把抹布在水龙头下搓了半天，搓出来的水是黑的，搓了三遍才勉强能用。
他先扫地。桌子底下、椅子底下、墙角，扫出一堆灰，灰里混着烟头、纸屑和几颗了的橘子皮。然后擦桌子、擦椅子、擦窗户。擦到窗户的时候，抹布在玻璃上划出一道一道的水痕，水痕了之后，玻璃亮了一块，能看见外面的街了。
他又去杂物间找了一张旧报纸，把玻璃重新擦了一遍。这次亮了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桌子上，照在地上的水渍上，亮堂堂的。
他在接待室转了一圈，看了看，又把桌上的塑料布扯下来，扔了。桌面是木头的，漆皮掉光了，露出木头的本色，但擦净之后，木头纹路很好看，一圈一圈的，像水波。
他把带来的几本法律书摆在桌上，又把信访条例打印出来，贴在对面的墙上。
忙完这些，已经九点多了。
他到走廊里转了一圈，老马的办公室还是关着。他敲了敲门，没人应。又敲了一下，还是没人。
他回到接待室，坐下来，等着。
十点的时候，老马来了。
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汗衫，脚上还是那双拖鞋，左脚那只带子还是用铁丝拧着。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塑料袋里装着两个包子，一边走一边吃，包子馅的油从袋子里漏出来，滴在地上。
看见接待室的门开着，他愣了一下。
“陈县长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今天正式上班。”
老马走进来，看了看擦净的窗户，看了看桌上的书，看了看墙上贴的信访条例，又看了看地上的塑料布。
“你打扫的？”
“嗯。”
“你自己打扫的？”
“嗯。”
老马把最后一口包子塞进嘴里，嚼了嚼，咽下去。
“你是县长，不用这些。叫王大姐来打扫就行了。”
“王大姐不是请假了吗？”
“哦，对。”老马在椅子上坐下来，椅子吱呀一声，“那你叫我来打扫也行啊。你是领导，这些活不该你。”
“没事，顺手的事。”
老马看着他，那眼神跟昨天不一样了。昨天是看一个“上面来的领导”，今天是看一个人——一个会自己擦窗户的人。
“陈县长，”他说，“我信访二十年，你是第一个自己动手打扫接待室的领导。”
“那之前的领导呢？”
“之前的？”老马笑了一声，“之前也有领导来分管信访，但人家来了就是在办公室里坐着，开开会，听听汇报，然后走了。没人来过接待室。你是第一个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抽出一，叼在嘴上，没点。
“信访办这个地方，不是人待的。来的人都是带着气的、带着怨的、带着泪的。你坐在这里，听他们讲，听完了你什么都做不了。时间长了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他点上烟，吸了一口。
“陈县长，我跟你说句实话。你来信访办，我其实挺高兴的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我了一辈子，没出什么名堂。你要是能在这里出点名堂，我这个老信访，脸上也有光。”
他弹了弹烟灰，烟灰落在桌上，他用手扫到地上。
“但我也替你担心。”
“担心什么？”
“担心你失望。”他看着陈继庭，“你是从北京来的，见过大世面。清江这个地方，你待久了，就会发现，这里的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有些事，不是你想办就能办的。”
陈继庭没说话。
门口有人咳嗽了一声。
两人转过头，是早上坐在台阶上的那个老头。他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那个绣花的布包，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，鞋上全是泥，泥还没。
“请问，这里是信访办吗？”老头的声音很低，像是在跟自己说话。
“是。”老马站起来，“进来坐。”
老头走进来，在椅子上坐下来。他把布包放在膝盖上，两只手攥着包带子，攥得很紧，指节发白。
“我姓张，”他说，“石桥村的。”
石桥村。陈继庭的心跳了一下。老周的村子。
“张大叔，你有什么事？”老马问。
老头没说话。他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鞋。鞋上的泥了，变成灰褐色的，一块一块的。
“我儿子……”他说了三个字，停住了。
他的嘴唇在抖，脸上的肌肉也在抖，像是在忍着什么。
“我儿子，叫张建国。今年三十二岁。在天马矿上了六年。去年查出来的，尘肺病。”
他的声音很平，平得像一碗没有放盐的汤。
“医生说，没得治了。只能养着。养着也要钱。我们家没钱。他媳妇走了，孩子才五岁，跟着我。我想找矿上要个说法，矿上说，他不是正式工，没有合同，不管。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老马，又看了看陈继庭。
“我跑了三趟了。去年一趟，今年两趟。每次都说让我回去等。我等到现在，什么都没等到。”
他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塑料袋里装着一沓纸。他把纸放在桌上，手还在抖。
“这是医院的诊断书，这是他在矿上的考勤记录，这是他同班的工友写的证明。我识字不多，你们帮我看看，这些管不管用。”
陈继庭拿起那沓纸，一张一张地看。诊断书是县医院的，盖着公章，上面写着：“双肺弥漫性纤维化，符合尘肺病诊断标准。”考勤记录是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，上面用圆珠笔画着格子，格子里打着勾，有的打了叉。工友证明写在一张烟盒的背面，字歪歪扭扭的，但能看懂：“张建国在天马矿业过六年，井下工，跟他一个班的。”
他把纸放下来。
“张大叔，这些东西有用。”
“有用？”老头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像一盏快灭的灯被人拨了拨灯芯。
“有用。但不是马上能解决问题。需要走程序。”
“程序？”老头的眼睛又暗了下去，“什么程序？要走多久？”
“先要确认劳动关系，然后申请工伤认定，认定之后才能谈赔偿。这个过程，快的话几个月，慢的话……”
他没说下去。
老头沉默了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那双手很粗糙，指甲缝里嵌着泥，手背上有几道疤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。
“几个月，”他说，“我儿子等得了那么久吗？”
屋子里安静了。
窗外有蝉在叫，吱吱吱的，叫得人心烦。
“张大叔，”陈继庭说，“你把材料留在这里，我去帮你跑。能快的地方我尽量快。但这需要时间，你跟家里人说一声，再等等。”
老头抬起头，看着他。
“你是新来的？”
“是。我姓陈，陈继庭。分管信访。”
“陈县长。”老头点了点头，“好。我再等等。”
他站起来，拎着布包，走到门口，又停下来。
“陈县长，”他没回头，“我儿子昨天又咳血了。吐了小半碗。他跟我说，爸，别跑了，没用的。我说，再跑一趟。今天来了。”
他走了。脚步很慢，一步一步的，像踩在棉花上。
陈继庭坐在椅子上，没动。
老马把烟头按在桌上的烟灰缸里，按灭了。
“看见了？”他说，“这是头一个。今天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每天都有人来。你听多了，就麻木了。”
“你麻木了吗？”
老马没回答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饮水机前，摇了摇水桶，空的。他叹了口气，把饮水机头拔了，放回墙角。
“麻木不麻木的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能做什么。”
陈继庭看着桌上那沓纸。诊断书、考勤记录、工友证明。薄薄的几张纸，放在桌上，风一吹就能吹跑。但那些纸后面，是一个三十二岁的男人，躺在床上，咳血，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结果。
“老马，”他说，“天马矿业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实话。”
老马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一眼门口。门开着，走廊里没人。
他走回来，坐下来，把椅子往陈继庭那边挪了挪。
“天马矿业，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是清江最大的矿。老板姓钱，叫钱大全。省城人。九八年来的清江，买下了天马的矿权。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，没人知道。但他来了之后，清江的财政确实好了。以前县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，他来了之后，能发出来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看了一眼门口。
“但这几年，矿上的事越来越多。拖欠工资、环境污染、安全事故。去年还死了一个人，井下塌方，埋了一个。矿上赔了八万块钱，家属没闹，事情就压下去了。”
“八万？一条命八万？”
“八万。”老马伸出八个手指头，“在清江，八万不少了。农民种地一年才挣多少钱？两千块。八万够种四十年。”
他把手收回来，放在桌上。
“但你想想，一条命，就值八万块？”
“他背后有人？”
老马没说话。他看了陈继庭一眼，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，不是恐惧，也不是无奈，是一种很深的、很沉的谨慎。像一个人在薄冰上走，每走一步都要先试试冰厚不厚。
“陈县长，”他说，“你是上面来的，有些事你比我清楚。清江这个地方，天高皇帝远。但皇帝再远，也有够得着的地方。天马能在清江这么多年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烟，没点，在手指间转来转去。
“孙书记不让你碰天马，是对的。现在不是时候。”
“什么时候才是时候？”
老马没回答。
门外又有人来了。这次是一个女人，三十多岁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，孩子睡着了，脸上有两道泪痕。她站在门口，怯怯的，不敢进来。
“这里是信访办吗？”
“是。”陈继庭站起来，“进来坐。”
女人走进来，在椅子上坐下来。她把孩子换了个姿势，靠在肩膀上，用手拍着。
“我姓刘，”她说，“我爱人姓赵。在矿上过。去年死了。”
陈继庭的心沉了一下。
“什么病？”
“尘肺。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。住了三个月院，花了两万多，借遍了亲戚朋友。人还是没留住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，没有哭腔，像是在说一件已经说了很多遍的事。
“死了之后，矿上不给赔偿。说我爱人不是他们的正式工，没有合同，不算工伤。我去找劳动局，劳动局说要先认定劳动关系。我去找法院，法院说要先有证据。我一个农村妇女，哪来的证据？”
她低下头，看着怀里的孩子。孩子醒了，揉了揉眼睛，看着她，叫了一声“妈”。她把孩子抱紧了一些。
“陈县长，”她抬起头，“我不是来要钱的。我就是想要个说法。我爱人在矿上了五年，五年！他们说不是正式工就不是正式工了？那五年他的是什么？喂狗了？”
她的声音终于抖了。眼眶红了，但没哭。
陈继庭看着她，看着她怀里的孩子。
“赵大嫂，”他说，“你把材料留下来。我帮你跑。”
“有用吗？”
“有用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张纸。她把塑料袋放在桌上，站起来，抱着孩子。
“陈县长，谢谢你。”
“不用谢。应该的。”
她走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孩子回过头来看了陈继庭一眼。那孩子的眼睛很大，很黑，亮亮的，像两颗葡萄。
陈继庭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桌上又多出来的一个塑料袋。
老马在旁边抽烟，烟雾在他头顶上散开，像一朵灰蒙蒙的云。
“看见了？”他又说了一遍，“每天都有。天天都有。”
“老马，”陈继庭说，“这些案子，以前是怎么处理的？”
“怎么处理？”老马把烟灰弹在地上，“能推的就推，能拖的就拖。推到劳动局、推到法院、推到矿上。推来推去，最后还是回到这里。然后就放着。放到人走了，案子就了了。”
“人走了，案子就了了？”
“人走了，就不来上访了。案子不就了了吗？”老马看着他，“陈县长，你别这么看我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规矩。清江的规矩。”
“这个规矩不对。”
“对，不对。”老马站起来，把椅子推回去，“但规矩就是规矩。你一个新来的，想改规矩？没那么容易。”
他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。
“陈县长，你心好。这是好事。但心好的人，在信访办待不久。不是因为他们不想，是因为他们不了。看着这些事，什么都做不了，难受。时间长了，就走了。”
他走了。拖鞋在地上啪嗒啪嗒的，越来越远。
陈继庭一个人坐在接待室里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桌上的两个塑料袋上。一个装着张建国的材料，一个装着赵大嫂的材料。塑料袋是红的，透明的，阳光照上去，桌上的木头变成了红色。
他把两个塑料袋拿起来，放进抽屉里。
然后又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他打开张建国的材料，一张一张地看。诊断书、考勤记录、工友证明。他又打开赵大嫂的材料，也是几张纸，也是诊断书、死亡证明、几张借条。借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，有的用圆珠笔写的，有的用铅笔写的，有的写在纸上，有的写在烟盒背面。
他把这些纸一张一张铺在桌上，铺了满满一桌。
然后他坐在那里，看着这些纸。
纸是薄的，轻的，风一吹就能吹跑。但纸上的字是重的，每一个字后面都是一个人，一个家，一条命。
他想起爷爷的话：“没有老百姓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”
他想起林老先生的话：“你要当那个拿刀子的人。”
他想起孙德明的话：“别碰天马。”
他想起老马的话：“你一个新来的，想改规矩？”
他想起老周的话：“你是第几拨？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窗外的街上，那个老头还坐在台阶上，蓝色的工作服，绣花的布包。他还没走。
陈继庭推开窗户。
“张大叔！”
老头抬起头。
“你先回去。等我消息。”
老头点了点头。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拎着布包，走了。
陈继庭站在窗前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。
然后他回到桌前，把桌上的纸一张一张收起来，装进文件袋里。他在文件袋上写了两个字：天马。
他把文件袋放进抽屉里，锁上。
抽屉锁是坏的，锁不上。他试了两下，还是锁不上。他把抽屉拉开，把文件袋拿出来，放进包里。包是母亲留下的那个，拉链坏了，用别针别着。他把别针拔下来，别在文件袋上，把文件袋塞进包的最里面。
然后他坐下来，等着下一个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