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婚后的第五个月，我做了一个决定——回深圳，当面跟她把话说清楚。
我没有提前告诉她，想给她一个惊喜。周六早上，我坐最早一班飞机从武汉起飞，一个半小时后降落深圳宝安机场。从机场打车到龙岗，四十分钟。我到刘青扬的快递驿站的时候，是上午十一点。
章雅涵不在。
“雅涵呢？”我问刘青扬。
“送货去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”刘青扬看到我突然出现，有些惊讶，“你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？”
“想跟她谈谈。”
刘青扬看着我，表情有些复杂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“没什么。”他摇了摇头，“你等一下，她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”
我坐在驿站门口的台阶上，等着章雅涵回来。
深圳十一月的阳光还很烈，晒得人皮肤发烫。街上的行人不多，偶尔有一辆电动车从面前驶过，车筐里装着几个还没送的包裹。远处有蝉鸣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背景音乐。
我坐在那里等了大概二十分钟，然后看到一辆红色的电动车从街角拐了过来。
是章雅涵。
她穿着那件蓝色的工作服，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，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。电动车的车筐里还有两个没送完的包裹，后座上绑着一个大的纸箱。她骑车的姿势很专注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眼睛看着前方的路，像一个在风浪中掌舵的水手。
她把车停在驿站门口，取下头盔，看到了坐在台阶上的我。
她的表情先是惊讶，然后是不确定，然后是一种我说不清的、复杂的、像是惊喜又像是惶恐的东西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她问。
“想跟你谈谈。”我说。
她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“等我一下，我把车停好。”
她停好车，把车筐里的包裹拿出来递给刘青扬：“这两个你先帮我送一下。”
“去吧去吧。”刘青扬接过包裹，朝我使了个眼色。
章雅涵走到我面前，抬头看着我。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，在她的脸上投下一片柔和的阴影。她的睫毛很长，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。她的脸色不太好，比以前苍白了一些，眼下有淡淡的青色。
“你吃午饭了吗？”她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那我们先去吃饭。”
我们在驿站附近的那家湘菜馆坐了下来，点了和第一次吃饭时一样的菜——剁椒鱼头，蒜蓉空心菜，酸豆角炒肉末。章雅涵还是不太能吃辣，但还是吃了很多剁椒鱼头，辣得直吸气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和第一次一模一样。就好像这五个月的时间没有流过，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可是我知道，很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“雅涵。”我叫她的名字。
“嗯？”她抬起头，嘴唇上沾着剁椒的红色汤汁。
“我们好好谈谈。”
她放下了筷子，看着我的眼睛。
“谈什么？”
“谈我们。”我说，“这五个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“我没怎么。”
“你没怎么？”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，“消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问你什么都不说。这叫没怎么？”
她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叶鹏。”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“你觉得我们这样下去有意思吗？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她抬起头，看着我的眼睛，“我们结婚五个月了，从领证那天到现在，我们只见过这一面。每天就是发几条微信，说几句不痛不暖的话。你觉得这像夫妻吗？”
“所以你想离婚？”我问。
她摇了摇头。
“我不想离婚。”她说，“我只是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叶鹏，我不是不爱你。我只是不确定，你到底爱不爱我。”
这句话把我问住了。
我爱她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
我喜欢和她在一起的感觉，喜欢看她笑的样子，喜欢听她软软的杭州口音。但这些是爱吗？我不确定。
“你看，你都不知道。”章雅涵苦笑了一下，“叶鹏，你连自己爱不爱我都不知道，你让我怎么相信这段婚姻能走下去？”
“雅涵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”我说，“让我想清楚。”
“想清楚什么？”
“想清楚我到底要什么。”
她没有再说话。
那天下午，我送她回那个学区房的出租屋。走到楼下的时候，她停下来，转过身看着我。
“叶鹏，你不用想那么复杂的。”她说，“你就想一件事——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快不快乐？”
“快乐。”我说。
这是真话。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快乐的。那种快乐不是轰轰烈烈的、让人心跳加速的快乐，而是一种淡淡的、温暖的、让人放松的快乐。就像冬天晒着太阳，就像夏天吹着凉风，就像深夜回到家里看到一盏亮着的灯。
“那就够了。”她笑了笑，“你不用想那么多。快乐就够了。”
然后她踮起脚尖，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亲了一下。
那是她第一次主动亲我。
我回到武汉之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原样。
“早安”“晚安”“吃饭了吗”“吃了”“早点休息”。像两台机器，在固定的时间发出固定的信号。
但我能感觉到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变质。不是变坏了，而是变淡了。像一杯放在桌上的热茶，慢慢地、慢慢地变凉，最后变成一杯冰凉的、没有人想喝的茶水。
章雅涵又开始不回复我的消息了。
不是偶尔不回，而是经常不回。我早上发的“早安”，她到中午都没回。我中午问她“吃饭了吗”，她到晚上都没回。我晚上发“晚安”，她第二天早上都没回。
有时候她会回，但回的也是“嗯”“好”“知道了”，像在敷衍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
我打电话给她，她不接。打了好几次，她才接，接了就淡淡地说一句“有事吗”，语气疏离得像个陌生人。
“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？”我问。
“我忙。”
“你上次不是这样的。你上次说快乐就够了，你说不用想那么多。你现在怎么了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叶鹏。”她说，“我说快乐就够了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为难。但快乐真的够吗？我们一个月见不到一面，每天说几句话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婚姻吗？”
“那你想要什么？”
“我想要一个能陪在我身边的人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我想要生病的时候有人递杯水，难过的时候有人抱一下，开心的时候有人分享。这些东西，你能给我吗？”
我沉默了。
“你不能。”她说，“你什么都不能给我。你只能给我几句微信消息，几个电话，偶尔回来一次，待一天就走了。这就是你能给我的全部。”
“那你想离婚吗？”我问。
她没有回答。
“雅涵，你到底想不想离婚？你跟我说句实话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。
“我不想离婚。”她说，“但我也不想这样过下去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挂了电话之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很久很久没有动。
她不想离婚，但也不想这样过下去。她困在一段无解的婚姻里，进退两难。而我，也困在这段婚姻里，同样进退两难。
我们像两个被关在笼子里的人，笼子的门开着，但我们谁都不敢出去。因为我们不知道出去之后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。
接下来的三个月，章雅涵越来越冷淡。
消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偶尔接了也是“嗯”“好”“知道了”。我像一个对着空气说话的人，说出去的话没有回音，发出去的消息石沉大海。
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有了别人。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压不下去，像野草一样疯长。我甚至想过找人去查她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不是因为信任，是因为不敢。我怕查出来的结果，是我承受不了的。
终于，在结婚后的第八个月的最后一天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离婚。
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折磨。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，打开微信，看到章雅涵的头像，看到那些石沉大海的消息，我就觉得口堵着一团棉花，不疼，但闷得慌。我需要一个答案，不管那个答案是什么，我都要知道。
我给她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
这一次，她回得很快。
“好。”
就一个字。
没有问为什么，没有挽留，没有犹豫。就是一个“好”字，脆得像在回复一条工作消息。
我看着那个“好”字，愣了很久。
我以为她会问为什么，会挽留，会犹豫，至少会说一句“你想好了吗”。可是她没有。她只是说了一个字，就一个字，然后就没有了。
好像她一直在等我说这句话。
好像她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。
好像这段婚姻对她来说，已经是一具尸体了，只是没有一个人来宣布死亡。
而我就是那个宣布死亡的人。
第二天，我买了最早一班去深圳的机票。
到了深圳，我们约在民政局门口见面。深圳十一月的阳光很好，金灿灿地铺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。和领证那天一样，阳光很好，天空很蓝，一切都很平静。只是章雅涵没有穿白色的连衣裙，而是穿了一件灰色的卫衣，头发散着，没有化妆。
她的脸色很差，苍白得像一张纸。我以为她是因为离婚难过，后来才知道，那不是难过，那是病。
胰腺癌的症状之一，就是脸色苍白。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“你来了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进去吧。”
我们走进民政局，填表，签字，交证，盖章。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。
工作人员看了我们一眼，没有多问，只是叹了口气。大概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夫妻了——来的时候高高兴兴，走的时候形同陌路。
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，章雅涵站在台阶上，看着深圳十一月的阳光发呆。和领证那天一模一样的位置，一模一样的姿势，只是手里的红本子换成了另一个红本子。
“在想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在想……”她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离婚证，“你以后会不会后悔。”
这句话，和领证那天她说的一模一样。
“不会。”我说。
她抬起头，看着我，那双弯弯的、笑起来像月牙的眼睛，此刻没有笑，而是带着一种淡淡的、像是释然又像是遗憾的表情。
“叶鹏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以后好好的。”
然后她转身走了。
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，头发散着，走在深圳十一月的阳光下。她的背影很瘦，瘦得像一阵风就能吹倒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。
我站在原地，很久很久没有动。
阳光很好，天空很蓝，一切都很平静。
我以为我会觉得解脱，会觉得轻松，会觉得终于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可是没有。我站在那里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像被人挖走了一块什么东西，留下一个大洞，风一吹就呼呼作响。
我掏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点开了章雅涵的头像。
那张她自己的照片。阳台，晚霞，白T恤，被风吹起的头发，弯弯的眼睛。
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退出了对话框。
我没有删她。
我删不掉她。
就像我删不掉那八个月的记忆一样。那些记忆已经长在了我的骨头里，时间越久，扎得越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