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98年，县里开始搞企业改制。你妈那时候在供销社上班，供销社要垮了，几百号人要下岗。县里来了个工作组，说是要‘盘活资产’，其实就是把供销社的地皮和房子卖给私人。”
“我当时在县中学教书，本来这事跟我没关系。但供销社的职工联名写了一封信，举报工作组里的人贪污、私分国有资产。那封信写得很长，签了三百多个名字，交给了县里，县里压下来了。他们又往上交，交到了市里，市里又转回县里。”
“那三百多个签字的人，后来一个一个地被约谈、被威胁、被穿小鞋。有的人扛不住，改了口。有的人拿了封口费，不吭声了。到最后，只剩下一个人还在坚持。”
“谁？”
“你妈。”
风忽然大了，吹得我眼睛发酸。
“你妈那时候三十八岁，在供销社了二十年，从营业员到副主任。她不是党员，不是部，就是一个普通职工。但她这个人轴，认准了的事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”
“她说，那封信是她起草的，那三百多个名字是她一个一个求着签的，她不能把那些人扔下不管。她一个人去县里、去市里、去省里，一趟一趟地跑，把材料一份一份地递上去。那些人怕她，恨她，想尽办法拦住她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我的声音在发抖。
“后来有一天晚上，你妈从省里回来，坐的是夜班大巴。车开到半路，出了车祸。大巴翻进了路边的沟里，死了七个人，你妈是其中一个。”
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我妈出事那年我十四岁，上初二。那天晚上我在家等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接到的电话。我不记得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只记得我爸在电话旁边站了很久很久，然后蹲下来，把脸埋在膝盖里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没有声音。
他没有哭出声。
从来没有。
“爸，你是说，我妈的死不是意外？”
我爸没有回答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双沾着泥巴的解放鞋。
“事故调查结论是司机疲劳驾驶。那个司机也死了，死无对证。”他的声音很平，平得不像在说自己妻子的事，“但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过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你妈出事之前三天，有人来找过我。不是县里的人，是外面来的，穿着黑夹克，说话很客气，但话里的意思不客气。他说，你爱人如果再往上跑，下次出事的就不一定是车了。”
“他说完就走了。”
“我没跟你妈说。我知道说了也没用，她那个人，拦不住的。”
“然后三天后，她就出事了。”
我爸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，像一面墙出现了第一道裂缝，很细，但很深。
“秀兰，你妈走后，那些材料就留在了我手里。那封信的原件，那些签名的复印件，你妈收集的所有证据——贪污的账目、私分的协议、领导的签字，全在我手里。你妈去省里之前，把东西交给了我，说如果她回不来，让我保管好，总有一天用得上。”
“那个人来找我，要我把东西交出来。我不交。他说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得为你闺女想想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我把东西藏起来了。”我爸抬起头，看着天，“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。然后我辞了职，带着你离开县城，来了城里。那些人找不到我，渐渐也就不找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