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远的事情过去一周后，林砚的生活彻底恢复了平静。
说“平静”不太准确。他的生活从来就没热闹过。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七点，便利店、收银台、关东煮、偶尔进来的醉汉和加班族。下班后走回家，睡觉，醒来后吃点什么，再去上班。
他的出租屋在便利店后面那条街的老小区里，六楼，没有电梯，一室一厅，月租一千八。窗户朝北，白天也照不进多少阳光，屋里永远有一股淡淡的味。林砚住了两年，习惯了。习惯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，它能让一个正常人住在一间发霉的屋子里还觉得挺好。
那天晚上十点半，林砚提前到了便利店。
周四海正在收银台前补账本，看见他进来，头都没抬：“你今天来早了。”
“睡不着。”
“你哪天睡得着？”周四海把账本合上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“我跟你说，你这黑眼圈再这么熬下去，不用等到三十岁就像四十岁的人了。”
林砚没接话，把包放进员工柜里，系上围裙，检查了一遍货架。方便面缺了两个口味，面包区最后一排的肉松卷只剩一个了，关东煮的萝卜要补。他一样一样记在手机备忘录里，然后去仓库搬货。
周四海走之前，在收银台上放了一个饭团。“给你留的，金枪鱼的，别老吃泡面。”
林砚看了一眼那个饭团，说了声谢谢。
周四海摆了摆手，推门出去了。玻璃门关上的瞬间，她的大嗓门还在门外回荡：“明天我多带一个给你，你太瘦了，你妈看见得心疼死——”
声音被门隔断了。便利店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冷柜的嗡嗡声和外面偶尔经过的车辆声。
林砚没有妈妈。或者说，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妈妈。顾老头捡到他的时候，他在一个纸箱子里，裹着一件旧棉袄，旁边放着一袋粉和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一个期——那是他的生，除此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
顾老头从来没有瞒过他这个事。他七岁那年问顾老头：“我妈妈长什么样？”顾老头说：“不知道。但能把你生下来的人，应该不坏。”林砚那时候觉得这个回答很敷衍，后来长大了才知道，顾老头已经尽力了。一个一辈子没结过婚的单身老头，突然接手一个婴儿，他能给的答案就这么多了。
林砚从回忆里抽回神，开始补货。
凌晨一点二十三分，自动门开了。
进来的是一个男人，四十岁上下，穿着深灰色的夹克，头发理得很短，鬓角有几白发。他看起来不像这个点会出现在便利店里的人——不是加班族，不是醉汉，不是外卖骑手。他的衣着整洁但朴素，走路的姿势很规矩，像是一个习惯了对生活低头的人。
他在门口站了两秒钟，像是不确定自己该不该进来。然后他迈步走进来，在店里转了一圈，拿了一包最便宜的纸巾，走到收银台前。
林砚扫码的时候看了他一眼。
这个男人身上有因果债纹。不多，不黑，浅灰色的细纹缠在手腕和颈侧，像老树皮上的裂纹。这种程度的债纹林砚每天都能在普通人身上看到——欠了谁一句道歉没说、亏了谁一个人情没还、答应了某件事没做到。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债，不会清算，也无需清算。因果簿只收大债。
但林砚注意到一件事。
这个男人的右手无名指上有一圈很淡的白色痕迹，是常年戴婚戒留下的。但现在，婚戒不在了。
林砚把纸巾装进袋子里，报出价格：“五块。”
男人扫了码，付了钱，接过袋子，转身走了两步。然后他停下了。
他站在关东煮的锅前面，看着那些冒着热气的汤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林砚见过很多人站在这个位置发呆——深夜的便利店像某种安全岛，人在外面经历了太多事情之后，会本能地找一个有光的地方停下来喘口气。
林砚没有催他，也没有问他需要什么。他拿起抹布，继续擦已经净得发亮的台面。
过了大概一分钟，男人转过身来。
“不好意思，”他说，“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
林砚放下抹布：“您说。”
“你相信这世界上有因果吗？”
这个问题林砚每天都会被问到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语气，不同的配方，但内核一模一样。他们不是在问一个哲学问题，他们是在问：我受的那些苦，会有说法吗？
“信。”林砚说。
男人看着他，似乎在判断这个回答是敷衍还是认真。他看了几秒后，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“谢谢。”他说，然后转身走向门口。
自动门打开，夜风灌进来，带着夏夜晚特有的那种闷热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花香。男人走出去，门在他身后关上了。
林砚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灯下的阴影里，手不自觉地伸进了口袋，摸了摸因果簿的封面。因果簿没有发热，没有震动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这说明刚才那个男人的债不到清算的程度。他只是一个在深夜路过便利店、心里有事、想找个人说句话的中年人。
林砚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，继续擦台面。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那个男人走出一百米后，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打电话，就那么坐着，看着马路上的车流，脸上的表情像一潭死水。
他刚从殡仪馆出来。
他刚刚签完字，同意拔掉他妻子的呼吸机。他妻子在ICU躺了四十三天，车祸，对方全责，但对方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没保险没存款，赔不起。他卖了房子，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，还是不够。最后是妻子自己签过的那份生前预嘱起了作用——她说过的，如果有一天她成了植物人，不要让她活着。
他刚才签字的时候手没有抖。他把字写得工工整整，像签一份普通的文件。签完之后他去看了她最后一眼，然后走出医院，走了很久很久，走到了这家亮着灯的便利店门口。
他想进去买一包纸巾。他的口袋里已经没有净纸巾了。
但他推门进去之后，看见那个年轻的店员，忽然想问一个问题。一个他已经问过自己无数次的问题。
这世界上有因果吗？他妻子开了一辈子车，从来没出过事故。她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，连路边发传单的人递过来的传单她都会接，说人家也不容易。这样一个人的结局，是在ICU里躺了四十多天，全身满管子，最后一个人安静地死去。
而那个撞了她的大学生呢？他只是喝了酒，只是开快了一点，只是在那个路口没有踩刹车。他没有死，没有重伤，甚至没有坐牢——因为他是过失，因为他认罪态度好，因为他家里还有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需要照顾。
法官判了缓刑。
他不用坐牢。
男人坐在长椅上，把脸埋进手心里。他没有哭出声，但他的肩膀一直在抖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身后那条街的便利店里，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店员正把那包纸巾从袋子里拿出来，放回了货架上。
因为他扫码的时候，那包纸巾没有扫上。他刚才以为扫上了，但其实没有。
林砚把那包纸巾放回货架的时候，指尖碰到了一点残留的温度。他不知道那温度是从那个男人的手指上留下来的，还是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。
凌晨两点。
林砚靠在收银台后面的墙上，从口袋里掏出因果簿，翻到空白的一页。他在等。等一个名字自己浮现出来。
顾老头教过他：因果簿不是你想用它就能用的。它有自己的意志。当一个人身上的恶债达到了清算的临界点，因果簿会自动发热，那一页会自己变亮。你不能提前清算，也不能推迟。时机到了，自然会出现。
这就是为什么林砚从来不主动去找人。他只是在深夜的便利店里等着，等那些该来的人自己推开门。有些人是来寻求答案的，有些人是来送债的，有些人只是路过，什么都不会留下。
但因果簿会留下一切。
这一夜，因果簿没有发热。那一页始终是空白的。
林砚把它合上，塞回口袋，拿起周四海留下的那个金枪鱼饭团，撕开包装，咬了一口。米饭有点硬了，金枪鱼沙拉的味道还凑合。他一边吃一边想，明天该买米了，家里的米罐子已经空了三天了。
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。
凌晨两点三十七分。距离天亮还有四个多小时。霓虹灯把街道切成明暗相间的格子，偶尔有车经过，车灯扫过便利店玻璃，像一道短暂的白昼。
林砚把最后一口饭团塞进嘴里，拿起抹布，继续擦台面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在城市的另一端，有一本他从未见过的簿子正在被翻开。那本簿子的封面不是发黄的牛皮纸，是黑色的，烫着金边，封面上写着一个他不知道的名字。
那本簿子不属于他。
但它正在找他。
窗外，最深的夜正在降临。这个城市里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熟睡，有人在失眠，有人在签下自己妻子的死亡同意书，有人在便利店的灯光下吃完最后一个饭团。
林砚把抹布叠好，放在收银台边上，看着玻璃门外空无一人的街道。
他在等天亮。也在等下一个推开门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