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一周，谢聆没有被拉进去。
她照常上班，理货，结账，看那些撒小谎的人进来又出去。那个买速溶咖啡的学生又来了一次，手腕上那道划痕已经不见了，换了一件新衣服，脸色好了一点，他买了杯装的速溶咖啡和一瓶牛，结账的时候朝谢聆笑了一下。
谢聆把找零推过去，说了一声慢走。
她在等。
她不知道在等什么，但她知道那个系统还没有结束，或者说，它在处理她的判决，在考量能不能执行，会产生什么后果。
第七天的下午，那个灰色夹克的男人又出现了。
这次他没有在货架之间绕，直接走到收银台，把一个信封放在台面上。
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，里面鼓着，沉甸甸的。
“我替魏先生来的，”他说。
谢聆看了他一眼，”你是谁？”
“我是他十年前的学生，”男人说，”他进去之前，托我做一件事：如果有一天，有人真正理解了整件事，把信封交给那个人。”
谢聆没有拿信封，”信封里是什么？”
“所有曾经参与过审判的人的名单，包括姓名和联系方式，”男人说，”和一份说明，说明里有关于重置恢复的技术路径，他在里面的这十年一直在研究这个，他说他知道怎么做，但需要外部的人来执行。”
谢聆把信封拿起来，放进口袋里。
“它同意了，”男人说，”你的判决。它在你离开之后运行了七十二小时的推演，最终接受了你给出的框架——停止强制参与，建立知情同意机制，启动恢复程序。”
谢聆听了这段话，没有任何高兴或者放松的感觉，只是把它存进去，和之前所有的信息放在一起。
“魏则生呢？”她说。
“他说，他选择留在里面，”男人说，”他说，清除了情绪记忆的他和外面的他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，他不想出来，他想继续观察——但他承诺，他观察的结果，会通过它传达出去，不会再对任何人造成不知情的影响。”
谢聆想了一下，”他有没有说，他还认识自己是谁吗？”
“他说，他记得名字，记得儿子死了，记得他来这里的原因，但他不记得那是什么感觉，”男人说，”他说他不觉得这是损失，他说可能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保持中立。”
谢聆没有评价这个说法。
“他让你转告我什么话吗？”
男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，展开，是手写的，字迹和那本书的扉页上签名的字迹一样：
“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做前审讯员了，可以来做下一个判决。不是强制的——是邀请。”
谢聆把这张纸看了一遍，折好，放进信封里，把信封重新放进口袋。
“告诉他，”她说，”我先想想。”
男人点了点头，然后出去了，感应铃响了一声。
谢聆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手放在台面上，看着便利店里的荧光灯，看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把那本笔记本从口袋里取出来——她现在随身带着了，翻到最后一页，在最底下写了一行字：
“第一批被重置的人，从哪里开始找。”
她写完，合上本子，把本子放回口袋，继续上班。
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