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民安置下来只是开了个头。文公心里清楚，人留不留得住，不在第一锅粥，不在三年免赋，在于三件事。第一件，有没有墙。墙不光是挡戎人的，墙是让住在里头的人夜里能睡着的东西。第二件，有没有法。法不光是人的，法是让人知道什么事能做、什么事不能做、做了不能做的事要付出什么代价。第三件，是墙和法加起来都给了之后，这地方还叫不叫家。
前两件事可以自己来，第三件事急不得。所以他把全部心力先投在前两件上。议事堂里他把话撂得很直：“新都的城墙要加厚三尺，城门要包铁。三个月之内，我要看见刑律刻在鼎上、立在城门口。这两件事做不完，别的都先搁着。”
有人问，钱呢？粮呢？人手呢？
文公说，钱从商税里挤，粮从军仓里调，人手——我算过了，秋收之后能抽出两千民夫轮班上工。问话的人便不吭声了。他已经习惯了这位年轻君主的作风：话不多，开口之前账已经算完了。
加厚城墙的工程从霜降那天开始。
旧城墙是按旧秦邑的规制筑的，夯土掺了石灰、砂砾和碎陶片，在当时看来也算结实。可文公要的墙不光结实，得能扛住犬戎的冲城锤和连番箭雨。新都离岐山比旧秦邑远了几十里，可他从不觉得多出来这几十里就能让人高枕无忧——犬戎的骑兵一昼夜能跑一百五十里，几十里不过是多跑不到两个时辰的事。城墙多厚一寸，城破的可能就少一分。
筑城的第一天，天上落了些碎雨，黄土路踩得泥泞不堪。民夫们从北山河滩边把石料一块一块扛到城墙下，石料最小的也有四五十斤，大的要两个人抬，再大的要四个人用杠子穿绳抬，一路喊着号子挪过去。石料是灰褐色的砂岩，从北山采石场凿下来，顺汧水用木排放下来，到了渡口再由人扛上两里地到工地。有人在河滩上滑倒，石料砸在脚面上，骨头咔嚓一声，人疼得蜷在地上，被抬到一旁，军医撕了条粗麻布裹上，夹了两片木板固定，那人便靠在墙下看别人继续，既不叫也不走。
文公也扛石头。这件事在去年筑城时就传遍了秦邑，今年民夫们已经不觉得新鲜了，可新来的归民头一回看见国君脱下外袍、赤膊上阵，跟一群泥腿子一起扛石料，还是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有个新归附不到三个月的周民老人看得直了眼，问独眼季，秦人的国君都是这样的？独眼季拄着矛站得笔直，眯着那只独眼，说，这个是这样的。别的我不知道。然后他自己也撸起袖子走过去了。
夯土比扛石头更苦。土要一层一层铺，每铺一层要用石夯砸实。石夯是块磨盘大的青石，八个人用绳子拽起来，喊一声号子松手砸下去，咚的一声闷响，地皮都跟着颤。夯一层土，泼一层石灰浆，再铺一层土，再夯。一整天不停歇地，城墙也只往上长了不到两拃的高度。民夫们的手掌先是起泡，泡破了流血，血了结痂，痂磨掉了又起泡，反复几轮之后，那层皮已经厚得跟老树皮一样，捏上去硬的，锤两下都不觉得疼。
文公的手也这样。他跟民夫们一起拽绳、夯土，两只手的掌心磨得全是血痂和老茧。独眼季看不下去了，说，公，你就不能站边上看看？文公把绳子在手上缠了一圈，使劲一拽，回头说，我在边上站着，他们夯到第三层就夯不动了。我在这儿，他们能夯到第五层。
独眼季不说话了。他跟了秦人三代君主，知道秦人的国君最厉害的地方不是长矛比别人准——是往那儿一站，别人就咬得下牙。
城墙加厚的工程到第二个月的时候，出了一件事。
那天傍晚收工，一个民夫在往城下搬余料时一脚踩空，连人带石头从城墙半腰滚了下去。人落在城墙下的乱石堆里，当场就没了气息。抬走的时候，文公也在墙下，看着那人的脸——三十岁出头，胡茬子乱蓬蓬的，嘴唇裂，脸上还带着一层夯土扬起的黄灰。
“他哪家的？”文公问。
管民夫的吏员翻了翻竹简，说，是刚从岐山北麓下来的归民，姓姬，祖上是周室的远支，家里还有女人和两个孩子，今年秋天才分了地，房还没盖完。吏员说着说着声音就小了——人好不容易从深山里出来，刚有了房子有了地，才吃了几个月饱饭，就死在城墙底下了。
文公听完，在城墙底下蹲了一会儿。暮色沉下来，工地上的人都在等他发话。
“抚恤按秦人老户的标准给。”他说，“加倍。”
吏员愣了一下。秦军战死的抚恤是一亩田加一匹马，归民原本没有这个待遇。加倍，就是两亩田加两匹马。吏员嗫嚅道，这例一开，后面万一还有人出事，国库怕是撑不住。文公站起来，看着吏员，撂下一句：“他不是在这城里死的？死在这城里，就是这人。”
传话的人把这话带到了死者的女人那里。女人抱着两个孩子坐在刚盖了一半的土坯房里，听到“加倍抚恤”时没有哭，只是把脸埋进孩子的头发里，肩膀抖了许久。第二天一早，她走出土坯房，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城墙下，对着城墙深深鞠了一躬。然后她卷起袖子，加入了搬石头的队伍。
这件事在新都传开了。归民们嘴上不说，心里都记了账。后来那些年，新都城墙历经数次补筑，凡是有归民参与的工程段，夯得都格外密实。秦人的老人偶尔提起来，说那一段最结实，因为夯土里和了人心。
城墙加厚到一半的时候，文公开始着手另一件事——铸刑鼎。
铸刑鼎比筑城墙更麻烦。城墙是力气活，只要肯下死力，总能夯起来。铸刑鼎是动筋骨的事：鼎上刻什么，不刻什么；定了罪怎么罚，罚到什么程度；轻了镇不住人，重了留不住人。秦人从非子那时候起就没有成文的律法，有什么事都是族长、庶长依“旧例”裁断。旧例是什么，全凭一张嘴。同一桩事，在这坊这么判，在那坊那么判，全看断事的人是谁。
文公要把这些“旧例”变成成文的律条，谁说不行，先拿条出来看。他把这件事交给姬同和几位老庶长，让他们把自非子以来所有能搜集到的断例、规约、训令——不管是刻在骨片上的、写在帛布上的、还是口耳相传的——拢到一起，一条一条地比对、整理、修订。
姬同带着学舍的弟子们了整整两个月。两个人专门誊写，两个人专门校勘，姬同自己逐条过目，逐条考订出处。有拿不准的，就让独眼季去问秦邑的老人们——当年庄公帐下还有几个健在的白发老卒，一个个名字怪得很：铜锤、熊背、独眼季。这些人不识字，可脑子记事比竹简还牢。姬同把他们请到学舍，做在木墩子上，一人一碗水，让他们把当年在军中见过的判例、听过的规矩、挨过的鞭子一笔一笔说清楚。问得细了，铜锤拍拍桌子说你别问那么多为什么，当年就是砍头，没有为什么。姬同就换个问法——什么罪砍头，什么罪打军棍，什么罪罚马一匹。老头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凑，有时候为一条规矩吵起来，唾沫星子飞到竹简上，姬同拿袖子去擦，不急不恼，只在旁边一句一句地记。
初稿出来那天，姬同把整部简册呈给文公。文公在议事堂里摊开，逐条看了一遍，从下午看到掌灯，从掌灯看到天亮。
第二天他召集议事，把简册放在案上。
“这条。牛马者，断指。够不够？”
大家还没说话，独眼季先开口了：“不够。牛马是活命的东西，偷一匹马拉出去卖，等于偷了十口人过冬的粮。断一指头太轻，挡不住人犯险。得断脚。”
有人皱眉，说断脚太苛，怕失了归民的心。
文公说：“法不怕苛，怕的是不明白。断指还是断脚，定下来，刻在鼎上，归民自己会看。他想偷一匹马的时候，让他先想清楚他的脚。这是最后一道线，越过线之前他先掂量清楚。”
于是这条律文便敲定了。
类似的争论在议事堂里持续了整整十几天。逐条议，逐条改，逐条定。涉及盗贼的一共九条，从偷粮到偷马到入室劫掠，罚从笞刑到断足到斩首，按轻重逐级递进。涉及伤的十四条，从斗殴致伤到当街人，凡有明确证人的，不论贵贱一律同罪，庶长与庶民同等量刑。涉及军律的二十三条，临阵脱逃者斩，里通外戎者族，失期误军者削爵罚甲，隐瞒军功者与冒领军功者一并从重惩处。
最让文公反复斟酌的是一条征集令：战前各户按规定出丁，家有两丁者出一丁，三丁者出一丁留两丁，独子免征，鳏寡孤独免赋。这条不光是军法，也是本的兵役制度。几个庶长建议独子也征，说否则少丁的家庭太多，征不够数。文公说，独子也征了，他爹娘谁养？爹娘饿死了，地荒了，下一茬的兵都断了。
有人低声嘀咕了一句，说这过了，法也太细了。文公抬眼看他，说：“法就是要细。粗了，执刑的人就有空子。有了空子，法就不是法了。”
所有条文议定之后，第三步是把法条刻在鼎上。不是刻在竹简上藏在库房里，文公要铸一尊铜鼎，把刑律刻在鼎身，立在城门口。谁都能看，谁都能念。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。秦人知道什么不能做，不是怕不知道要挨打，是能盯着那条线往别处走。
铸鼎很费了些周折。铜料不够——秦人不产铜，铜要从东边的郑国换。文公让人拿三十匹战马去郑国换铜料，郑国的商人高兴得不得了，说拿活马来换死铜，这笔买卖划算。文公听了只是笑了笑。铸鼎的匠师从洛邑请来的——周室东迁之后，洛邑的铜匠手艺是天下最好的。老铜匠姓考，祖上给王室铸过九鼎的仿器，他接了秦人的活儿之后，用手摸了摸鼎身的铜壁，说了句：这铜不错。站在旁边的姬同有些意外——郑国换来的料被郑商吹得天花烂坠，他本以为只是粗铜。考师傅像看出了他的疑惑，说，掺了锡，配比也对，我不管铜从哪来的，就看料。刻律条用的刻刀是特制的，刀头镶了天上掉下来的陨铁，在铜面上刻字如同铁犁犁土。
鼎成之，文公亲自把它立在城门外十步处，正对着最常走人的那条大路。这尊鼎高过成人口，重得六个人才抬得动，腹径要两人合抱，三足稳稳扎进黄土夯筑的底座里，风雨淋不斜。正面铭文首行镌的是“伤律”，其次是“盗贼律”，再次“军律”，若条刻满了鼎身四面。字是方方正正的篆文，每一条前面都刻了罚则，清清楚楚，不绕弯子。
大鼎立起来那天，新都万人空巷。秦人、归民、过路的商贾，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城门下，仰着脖子念那鼎上的字。有不识字的归民老人让学舍的弟子念给他听，听到“盗牛马者断趾”时，神色动了一下，慢慢说，我年轻的时候在岐山，有人偷牛，寨子里几个老人商量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治——没有成规。偷牛的一看拖几天也没罚，连偷了四头。这个好，这个写在这儿，谁都知道不能偷。
文公站在城门口的人群后面，不说话，只是看着。独眼季拄着矛站在他旁边，也看着。看了很久，独眼季忽然说：“公，这鼎立在城门口，比城墙上多放一排弩机都管用。”文公没有接话，只是在心里想着另一件事——法有了，鼎有了，门口的规矩立住了。可门里头呢？那些人住下来，种了地，交了粮，遵了法——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座城不是别人家的城、是自己家的城？
这个问题，在一场发生在刑鼎立后不到半个月的争端中，摸到了一块坚硬的边界。
一个叫姬申的归民，在划定的地界上开荒，犁头越过了界石，铲断了老秦人黑臀家两垄粟苗。黑臀家的小子——当年在犬丘跟着非子藏马的那位黑臀已是三代之前的祖先了，如今守着汧渭之会当家的是黑臀的曾孙，叫黑夫。黑夫在军中做什长，脾气出了名的暴，当场就把姬申的犁砸成了两截。姬申的女人坐在地头哭，姬申自己没吭声，只是蹲在断了半截的粟苗前，低着头。
事情闹到里正那里，里正挠头——按律，界外犁地侵产，可以罚粮；可按军中惯例，什长砸犁毁器也该赔。两边都有错，又都是邻里，偏罚一方怕压不住另一方怨气。想和稀泥，又怕一旦压不住，归民和秦人迟早要闹出更大的裂隙。
文公亲自来断。
他没有坐在议事堂里等高桌大案的排场，而是直接到了地头。地头上的粟苗已经被踩得东倒西歪，断了的犁头扔在田埂上，泥还粘在刃口上。姬申的女人眼睛哭得通红，两个孩子缩在她身后。黑夫叉着腰站在田埂另一头，脸涨得通红，身后几个秦人士卒抱着胳膊排成一排，眼睛里都是不服。
文公先看犁，再看苗，然后蹲下来跟姬申说了一句话：“犁是你开过界的。你赔苗。”
姬申点头。
文公站起来，转向黑夫。黑夫梗着脖子先开口了：“公，他先坏规矩——”话没说完，被独眼季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文公倒没有动怒，只是说：“犁是生计。你砸了他的犁，比断两垄苗更重。你赔犁。”
黑夫咬了半天牙，绷着脸不吭声。独眼季在边上咳了一声，黑夫终于低下头，从牙缝里挤出句“知道了”。身后那几个秦人士卒面面相觑，也慢慢放下了抱着的胳膊。然后文公扫了一圈周边围观的几十号人，有归民，有老秦人，不紧不慢把兜底的话撂下了：“刑鼎上刻的是底线。邻里之间田埂越界的事，别什么都指着挨罚才能解决。秦人和归民争讼，事不分大小，里正凭律处置。律上没有规定的，报上来——不是报到庶长那里私了，是报到廷理署，公开听断。”
这是“廷理”这个名称头一回出现在秦人面前。秦人之前从没有过专门管讼狱的官职，谁惹了官司，族长断、庶长断、将军断，断成什么样全看身份。文公搞出一个廷理，用的是“过堂、对质、录辞”的规矩，像是把学舍里读的先周简策和刑鼎上的法律条文搭成了一座桥——学舍里蓄着周文，刑鼎上刻着秦法，廷理便是两者在泥地上踩出来的第一步。
黑夫赔了一张新犁。姬申从自家存粮里舀出两斗粟，用陶罐装了，端到黑夫家院门口放下。他没有进去，只是蹲在外面拿手指在土墙上敲了三下。黑夫出来看见那罐粟，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进屋，过了一会也舀了两斗粟，搁到姬申家门口。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当天傍晚，有人看见黑夫提着一坛自酿的浊酒走进姬申的院子，姬申老婆端出一碟腌蔓菁，摆在院中缺了腿的石磨上。
新都在那一年冬天落了一场大雪。雪很大，把夯土城墙和城门下的刑鼎覆了薄薄一层，四野的冬麦在雪被下沉沉地睡着。校场上没有人练，马场却还冒着热气——几匹怀了驹子的母马被赶进了新搭的暖棚，老马倌们围着火盆低声说着今冬草料的事，声调绵长，不急不慌，像是说一件还远在天边的事。城门口的火盆昼夜不息，守门的士卒轮班去火盆前烤手，换岗的时候在雪地上跺跺脚，对骂两句天气，然后接着站。一种更朴素、更缓慢的秩序，正在夯土与刑鼎之间，一砖一瓦、一垄一犁地长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