职工夜校开课的消息像一阵风，在厂里刮了没两天就散了。报名的人不少，真正当回事的不多。大多数人报名的理由很简单——反正是免费的，不报白不报，万一将来评职称用得上呢？至于能不能坚持下来，那是以后的事。
刘建国是少数几个把这个事当真的人。
十月九号，星期四，夜校开课的第一天。
下午五点半下班铃一响，刘建国没有像往常一样去食堂，而是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帆布书包——那是他用旧工装自己改的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但结实。书包里装着那本《机械制图基础》、一本新领的《数学》、一个作业本、两支铅笔、一块橡皮。东西不多，但装得整整齐齐。
张大军端着饭盒从食堂方向走过来，看到他背着书包往外走，愣了一下。
“建国，你不吃饭了？夜校七点才上课呢。”
“去镇上吃碗面，吃完直接去学校。”刘建国一边走一边说，“你去不去？”
张大军犹豫了一下。他其实也报了名，但说实话，他报名的动机有一半是想跟刘建国凑热闹。现在看到刘建国这股认真劲儿，他反倒有些心虚了。
“去就去。”张大军三口两口把饭盒里的饭扒拉完，把饭盒往宿舍一扔，小跑着跟了上来，“等我一下！”
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出了厂门，沿着那条大路往镇上去。夕阳正好落在路尽头，把整条路照得像一条金色的河流。路两边的白杨树叶子黄了大半，风吹过来，哗啦啦地响，有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，落在刘建国的肩膀上，他也没去拍。
“建国，”张大军骑着车跟他并排，“你说咱们这些人，上夜校真有用吗？我听说结业证也就是个形式，真要评职称还得看工龄和技术考核。”
“有用没用，上了再说。”刘建国用力蹬了一下脚踏板，车速快了一点，“总比躺在宿舍看小说强。”
张大军被噎了一下，讪讪地笑了：“那倒是。”
镇上有一家面馆，开在供销社对面，门面不大，但生意好得很。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，下面条的动作麻利得很，一手抓一把面往锅里一撒，另一只手抄起长筷子在沸水里搅两下，盖盖焖一会儿，开盖再搅两下，捞出来往碗里一扣，浇上骨头汤，撒上葱花和几片卤肉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。
刘建国要了一大碗肉丝面，张大军要了一碗阳春面。两碗面上桌，张大军看着刘建国碗里那几块肥瘦相间的肉丝，咽了咽口水，又不好意思说。
刘建国夹了两块肉放到他碗里。
“我不爱吃肉。”他说。这当然是假话。前世他无肉不欢，一顿没肉就跟丢了魂似的。但这辈子他要戒——不是为了省钱，是为了身体。前世四十七岁就死了，糖尿病是大头，大鱼大肉是帮凶。
张大军也不跟他客气，呼噜呼噜地把面吃了，连汤都喝了个精光。吃完一抹嘴，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：“建国，你最近真的变了。以前你那小气劲儿，别说给我夹肉了，你自己碗里的肉都恨不得数着吃。”
刘建国没回话，把碗里的面吃完，汤也喝了大半，放下筷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结了账。
职工夜校设在镇上的职业高中，离厂里骑车大约二十分钟。学校是一栋三层的教学楼，墙面上刷着“团结紧张严肃活泼”八个大字，红漆有些剥落了，但依然醒目。教室不大，摆了二十来张双人课桌，桌面上的漆磨得发亮，有的还刻着“早”字或者“到此一游”之类的涂鸦。
刘建国和张大军到的时候，教室里已经坐了小一半人。来上课的大多是附近几个厂子的年轻人，穿着各色工装，有的还顶着刚下班的油污，三三两两地坐着，抽烟的、聊天的、趴在桌上打盹的，闹哄哄的像菜市场。
刘建国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把书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摆在桌上：课本放左边，作业本放中间，铅笔和橡皮放在本子上面，井然有序。他把工装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，穿着里面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。
张大军坐在他旁边，把书包往桌上一倒，铅笔、橡皮、半包烟、一把螺丝刀、两个垫圈、一张皱巴巴的扑克牌——哗啦啦铺了一桌。
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张大军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我这不是没来得及收拾嘛。”
七点整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夹着教案走了进来。他穿着灰色的确良衬衫，袖子卷到小臂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表情严肃得像是来开批斗会的。他把教案往讲台上一放，推了推眼镜，扫了一眼教室里的学生，开口说：
“我叫周明远，是你们的数学老师。今天是第一节课，我先不讲课，给你们讲讲规矩。”
教室里安静了下来。
“上课不许抽烟，不许聊天，不许睡觉。每节课要点名，三次不到取消资格。作业必须交，不交的按旷课处理。期末考试不及格的不发结业证，补考还不及格的，以后也别想再报了。”
底下一片哗然。有人小声嘀咕：“不是吧，比厂里还严？”也有人已经开始盘算着怎么退出了。
张大军凑到刘建国耳边说：“这老师看着不好惹啊。”
刘建国没说话，打开作业本，在第一行的中间位置工工整整地写下了“数学”两个字，然后在下面一行写下期——“1985年10月9”。字还是不太好看，但比上次又工整了一点。
周老师讲完规矩，开始上课。第一节课讲的是初等数学复习，从有理数的加减乘除开始，一直讲到一元一次方程。内容本身不难，但周老师讲课的方式很有意思——他不大按课本讲，而是喜欢举例子，用生活中的问题引出数学概念。比如讲方程的时候，他举了个例子：“你要是去供销社买布，一尺布八毛钱，你手里有十五块钱，买了布还剩三块六，问买了多少尺布？这就是一个方程。”
刘建国听得很认真，每一个例题都跟着算一遍，算完了还要验算一遍，确认答案正确了才往下走。有些内容他前世学过但忘光了，现在重新捡起来，反而觉得比年轻时候容易理解——毕竟多活了二十几年，脑子里的逻辑框架比毛头小子结实得多。
张大军就不行了，听了半节课就开始打哈欠，到后来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。刘建国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，他猛地抬头，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，茫然地看了看四周，又趴下去了。刘建国又顶了一下，这次用了点力气，张大军瞪了他一眼，小声说：“我听不懂嘛。”
“听不懂就记笔记，把老师写的都抄下来。”刘建国压低声音，“你抄下来回去慢慢看，总比什么都不做强。”
张大军撇了撇嘴，但还是从桌上那堆杂物里扒拉出铅笔和那张皱巴巴的扑克牌——他没带作业本。刘建国叹了口气，从自己本子上撕了两页纸递给他。
第一节数学课结束后有十分钟休息。刘建国没休息，趁着热乎劲儿把刚才讲的例题重新做了一遍，还试着把题目变了个数字自己考自己。做完了又翻开课本，预习了下一节要讲的内容。
张大军跑到走廊上抽了烟，回来看他还在做题，摇了摇头，感慨了一句：“建国，你现在比我们车间那个考技师的还认真。”
第二节课是机械制图，由职高的另一个老师讲，姓孙，三十出头，讲课风格比周老师活泼一些，喜欢在黑板上一边画图一边讲解，粉笔用得飞快，画出来的三视图跟印刷的一样标准。
这节课刘建国听得更来劲了。孙老师讲的是三视图的投影规律——“长对正、高平齐、宽相等”，这九个字他前世听了无数遍，耳朵都起茧子了，但从没真正理解过它的含义。今天孙老师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——一个长方体的三视图，画了三个图，然后用虚线把对应的点连起来，长对正、高平齐、宽相等，一目了然。
刘建国脑子里那一直没接上的弦，终于接上了。
他低头在自己本子上也画了一个长方体的三视图，标好尺寸，然后抬起头看了看黑板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本子，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。
九点整，下课铃响了。
教室里的人像被松了绑一样，呼啦一下全站了起来，伸懒腰的、打哈欠的、骂骂咧咧说“累死了”的，各种声音混在一起，乱成一锅粥。
刘建国不紧不慢地收拾好东西，把课本和作业本整整齐齐地放进书包，拉好拉链，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。坐了两个小时，后背有点僵，脖子也有点酸，但脑子是清醒的，甚至是兴奋的。那种学到新东西的感觉，像是渴了很久的土地终于等来了一场雨。
张大军已经把书包胡乱往肩上一甩，急吼吼地往外走：“走走走，回去睡觉，困死我了。”
两人骑上车往回走。夜风比白天凉了很多，吹在脸上有些冷，但天上没有云，星星又多又亮，像撒了一把碎银子在深蓝色的绒布上。路两边的田野在月光下静谧无声，偶尔有一两声虫鸣从草丛里传出来，很快又被车轮碾过的声音盖过去。
“建国，”张大军骑在他左边，忽然开口。
“嗯。”
“你今天上课听懂了没？”
“听懂了大半。”刘建国说，“数学那块之前学过，捡起来不算太难。制图那部分，正好陆师傅这两天在教我识图，跟孙老师讲的能对上，听着就顺了。”
“我是一句都没听懂。”张大军的声音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沮丧，“数学课那个方程我还能凑合着算算，制图课我就完全不行了，什么长对正高平齐，我连哪个图是哪个都分不清。”
“那是你还没入门。”刘建国说，“入门了就简单了。你要是愿意，我教你。我自己也才刚开始学，但基础的东西还是能讲一讲的。”
张大军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让刘建国意外的话：“建国，你说实话，你突然这么拼命，是不是为了陆师傅他闺女？”
刘建国没有马上回答。自行车的前灯在黑暗的路面上投下一小圈昏黄的光，照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和路边的枯草。远处厂区的灯光已经能看到了，星星点点的，像是另一个世界。
“是。”他说。
“我就知道。”张大军嘿嘿笑了两声，但笑声里没有嘲笑的成分，反而是带着一种羡慕，“你说你这人，平时看着什么都不在乎，一旦认准了一个人，就跟换了魂似的。”
刘建国心里说：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换了魂。
两人骑到厂门口的时候，门卫老吴头正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，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女声软绵绵地唱着，歌词听不太清，调子却很好听。老吴头看到他们回来，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喊了一声：“建国！有你的信！”
刘建国一愣，刹车停下来，跨下自行车，走到传达室窗口。
老吴头从抽屉里翻出一个信封递过来。信封不大，是那种最普通的白色信封，上面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，盖着县城邮局的邮戳。收信人一栏写的是“县机械厂一车间刘建国收”，字迹清秀娟丽，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。
刘建国看到那个字迹的时候，心跳漏了一拍。
他认识这个字迹。
前世他见过雨菲的字无数次，她的记账本、她的工作笔记、她给学生批改作业时写的评语——每一笔每一划他都认得。那种清秀中带着一股子倔劲儿的字体，不是谁都能写得出来的。
他翻过信封，发信人一栏写着三个字：王雨菲。
张大军凑过来想看，刘建国把信封往怀里一揣，说了句“回去再看”，骑着车就往前冲。
“哎！你跑什么？谁写的啊？”张大军在后面喊。
刘建国没理他，把自行车蹬得飞快，一口气骑到了宿舍楼下。他支好车，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，推开宿舍门，把书包往床上一扔，坐到床边，深吸一口气，才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封。
信纸叠了三折，是那种蓝色的横格信纸，边缘裁得很整齐，没有毛边。他展开信纸，雨菲的字迹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进他的眼睛里。
“刘建国同志：你好。冒昧给你写信，请不要见怪。听我爸说你在跟着他学技术，还报了职工夜校，我很佩服你的上进心。你在我们家帮忙活，我爸我妈都看在眼里，说你比以前稳重多了。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，既要上班又要上课，注意身体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你在技术上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我爸，他虽然话不多，但教人很耐心。我十月下旬有个周末会回家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我想请你和建军叔家的张大军一起来县里看场电影，算是谢谢你帮忙。你的朋友王雨菲，1985年10月7。”
刘建国把这封信看了三遍。
第一遍看内容，第二遍看字里行间有没有藏着的含义，第三遍纯粹是因为舍不得放下。
信写得客气，客气得甚至有些生分。“刘建国同志”——这个称呼在1985年不算奇怪，同志之间的称呼很正常，但用在女孩子写给男孩子的第一封信上，就显得格外郑重。她没写“建国”或者“建国哥”，规规矩矩地写了全名加“同志”，像是在划一条线——我们还不是那种关系。
但后面那句“你的朋友王雨菲”又把那条线模糊了一点。朋友，不是同志，不是同学，是朋友。在这个年代，一个姑娘主动写信给一个小伙子，落款写“你的朋友”，已经是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了。
刘建国把信折好，重新放回信封里，把信封放在枕头底下，和那条灰色的旧毛巾放在一起。
他躺下来，盯着天花板，忽然笑了一下。
张大军推门进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他在笑，那笑容是从心底里漾出来的，嘴角弯着，眼睛亮着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让人看了都替他高兴的光。
“瞧你那傻样。”张大军把鞋子一踢，往床上一倒，“信里写的啥？是不是人家姑娘说要嫁给你了？”
“还没到那一步。”刘建国把被子拉上来盖到口，“她说月底请我们看电影。”
“请你们？”张大军一下子坐了起来，“‘们’？还有谁？有我吗？”
“有你。”
“我！”张大军猛地拍了一下床板，把已经睡着的陈小勇吓得一个激灵从床上弹了起来。
“怎么了怎么了？地震了？”
“看你的电影！”张大军冲陈小勇吼了一声，又转过头，一脸兴奋地对刘建国说，“建国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你可得好好表现。看电影的时候买包瓜子，人家姑娘要是冷了你把衣服脱给她披上，那多浪漫。”
刘建国没接话，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
浪漫？他前世欠她的，不是一场电影的浪漫能还清的。
但至少，这是一个开始。
他闭上眼睛，手指头无意识地在枕头底下摸了摸，摸到信封的一角，硬硬的，扎了一下他的指尖。
十月下旬，还有十几天。
这十几天里，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——上班、跟陆师傅学技术、上夜校、复习功课、戒酒、戒烟、攒钱……每一件都得做好，一件都不能落下。
他要让月底出现在雨菲面前的刘建国，比她上次见到的那个又好了那么一点点。
哪怕只好一点点，也是进步。
天亮了。
闹钟还没响，刘建国已经睁开了眼睛。
窗外灰蒙蒙的，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，在水泥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。远处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，一声接一声，此起彼伏，像是在比赛谁叫得最响。
他翻身起床，把被子叠好，拿起脸盆和毛巾，轻手轻脚地走出宿舍。
走廊尽头的窗户敞开着，早晨的凉风灌进来，带着田埂上露水蒸发的湿润气息。他站在窗前，把信封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凑着晨光又看了一遍。
看完了，把信仔细折好，重新放回信封里，塞进枕头底下最深处。
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下楼，推车，朝着陆师傅家的方向骑去。
新的一天，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