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介
时代金融之子这本书太值得读了！用户82017040的都市种田功底深厚，林一鸣的故事引人入胜，小说的主人公是林一鸣，这本都市种田小说目前处于连载状态，这部不可多得的精彩佳作绝对值得你花时间细细品味。
时代金融之子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1985年9月22，星期，香港。
弥敦道那间狭小的公寓里，林一鸣像往常一样在清晨六点醒来。窗外的天色还没有完全亮透，弥敦道上偶尔有几辆夜班的士驶过，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得很远。
他做了四十分钟的体能训练，冲了凉水澡，坐在书桌前。桌上摊着三份报纸——《明报》《信报》《亚洲华尔街报》，还有一台从庙街淘来的二手短波收音机，调频旋钮上用红色记号笔画了一道标记，对准了BBC中文广播的频率。
这是他过去两年里雷打不动的晨间仪式。阅读、分析、判断。宏观经济的数据变化、央行官员的措辞微调、地缘政治的暗流涌动——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枯燥乏味的东西，在他眼里就是一张张写满答案的考卷。他已经知道了所有正确答案，但问题在于，他不能提前交卷。他必须等到所有人都开始答题的时候，才能不动声色地把答案填上去。
收音机里传来整点报时。随后是一则简短的财经快讯。
“……美国东部时间9月22下午，美国、本、联邦德国、法国、英国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《广场协议》，宣布联合预外汇市场，推动美元有序贬值。分析人士认为，此举将导致元、马克等货币大幅升值……”
林一鸣的手停在了半空中。
他正握着茶杯准备喝水，杯子悬在桌面上方几厘米处，一动不动。蒸汽从杯口袅袅升起，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但他没有眨眼。
广场协议。
这四个字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他脑海中所有精心排列的文件夹。他等了两年，七百三十个夜，从1983年10月17在这个世界醒来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在等这份协议。他知道它会来——1985年9月，美国赤字高企，贸易逆差创纪录，本汽车和半导体正在吞噬美国市场。里政府需要一个让美元贬值的“合法理由”，而广场饭店的那张桌子，就是他们选好的舞台。
他知道美双方在哪一轮谈判中达成了妥协，知道协议签署前五国财长在广场饭店的套房里争论了多久，知道协议的措辞经过了几个版本的修改。他知道这一切，不是因为他是预言家，而是因为他上辈子读过太多关于这段历史的研报和回忆录。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当这个消息真正传来的时候，他的手还是会抖。
只是很轻微的抖动，茶水在杯口荡出一圈涟漪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把茶杯稳稳地放在桌上，然后拿起遥控器，打开了电视机。
电视画面里，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主持人正在用粤语播报同样的新闻。画面切换到纽约广场饭店的外景——一栋法式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，门口停着几辆黑色轿车，几个西装革履的人正在台阶上合影。镜头扫过那些人的脸，林一鸣认出了其中几个：美国财长詹姆斯·贝克，本财长竹下登，德国财长斯托尔滕贝格。
他关掉电视，把报纸翻到财经版。
每一份报纸的头条都是同样的消息，但措辞和角度各不相同。《明报》的标题是中规中矩的“五国联手压美元”，《信报》的评论文章则更加尖锐，用了“美元霸权终结”这样的字眼。《亚洲华尔街报》的标题最克制——“Group of Five Agrees to Drive Dollar Lower”。
林一鸣把三份报纸并排摊开，拿起红笔，在每一篇报道的关键段落下面画线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临摹一幅画。每一个数字、每一个期、每一句引述，他都要确认一遍，和自己记忆中的信息逐一比对。
竹下登在签约后对记者说的那句话，被《本经济新闻》引述为“我们接受了美元贬值的必要性”。但实际上，竹下登的原话要比这强硬得多——林一鸣记得，他前世读过一份解密的外交电报，竹下登在闭门会议中明确表示“本可以承受元升值20%”。这个数字，才是整份协议的核心。
20%。按照1美元兑240元的汇率计算，20%的升值意味着元将突破200关口。而本央行为了对冲出口部门的衰退，将不得不大幅降息。降息释放的流动性会涌市和楼市——这不是预测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定律。
他放下红笔，靠在椅背上。
现在的问题是时机。
广场协议签署后，市场不会立刻反应。投机者需要时间来消化信息，基金经理需要开会讨论调整头寸，散户需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汇率变动才会跟风。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。但林一鸣等不了那么久。他有五千万港币的现金躺在汇丰和渣打的定期账户里，每一个月的利息只有不到三个百分点。这笔钱不是用来吃利息的，它是弹药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那面贴满图表的墙前。
他的目光落在一张手绘的经225指数走势图上。从1983年的600多点，到1985年9月的12000点附近，这条线画了两年的缓慢爬升。但从今天开始，这条线的斜率会急剧变陡——到1989年底，它会冲向38900点的顶峰。这条红色虚线，是他两年前就画好的。
他伸出手指，沿着那条虚线从1985年9月滑动到1986年初，然后停住。
建仓时机：未来两周之内。
他拨出了第一个电话。
接电话的是关振华。这位华远地产的总经理周末通常不回办公室，但林一鸣知道他在家。关振华的家在九龙塘一处安静的住宅区，书房里有一部直拨电话，号码林一鸣背得滚瓜烂熟。
电话响了三声，接起来。
“关先生，是我。林一鸣。”
“小林？”关振华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惊讶，“星期天这么早打电话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“广场协议签了。”林一鸣说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关振华显然还没看到新闻——他周末的习惯是不看财经消息，把时间留给家人。但以他的职业敏感度，这四个字足以让他立刻清醒。
“签了？什么时候？”
“纽约时间昨天下午。五国联合预，推动美元贬值。元会升值。”
关振华又沉默了几秒。林一鸣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——关振华应该是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走到了书房。
“你打算怎么做？”关振华问。
“全部换元。”
“全部？”关振华的声音拔高了一点，“五千万，全部？”
“全部。”
“小林，你听我说，”关振华的语速比平时快了不少，“元升值是大概率事件，但幅度和时间都不确定。全部押在一个货币上，风险太大了。你有没有考虑过分散配置？比如说一半美元一半元，或者买一些黄金对冲——”
“关先生，”林一鸣打断了他，语气平静但坚定，“我考虑过。两年前就开始考虑了。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商量要不要换，而是想请你帮我联系野村证券的山本先生。我需要在这个星期之内，开好元账户，办好跨境汇款手续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叹。关振华做了大半辈子的金融工作，见过无数自信满满的交易员，也见过无数被市场吞没的赌徒。他分不清电话那头的这个年轻人属于哪一种——但他知道，两年前当所有人都在骂林一鸣是“败家子”的时候，这个年轻人是对的。
“好，”关振华说，“我帮你约山本。但小林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如果真的出了问题，不要硬撑。五千万港币不是小数目，但也不是你人生的全部。你还年轻。”
林一鸣握着听筒，没有说话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关振华——他不需要“如果”。他知道结局。他看过剧本。
“我答应你。”他说。
挂断电话后，他拨出了第二个电话。
野村证券香港分部的副总经理山本一郎，星期通常在高尔夫球场上。但林一鸣知道他的私人号码——这是上次在关振华引荐的饭局上，山本主动递给他的名片背面手写的一串数字。山本当时说：“林桑，任何时候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打这个电话。”
电话接通时，背景音里有风声和远处球杆击球的清脆声响。
“山本先生，打扰了。我是林一鸣。”
“林桑？”山本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讶——他和林一鸣只见过两次面，这个年轻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沉稳、话不多、但每一句都切中要害。他不会无缘无故在周打电话来。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“广场协议签了。”林一鸣开门见山。
电话那头的风声突然变小了——山本应该是从户外走到了室内。几秒后，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语气比刚才严肃了很多。
“我看到路透社的快讯了。林桑，你的判断是？”
“元会在短期内升值10%到15%，中期可能超过20%。本央行会被迫降息，流动性会涌向股市和楼市。”林一鸣语速平稳，像在做一场路演，“我想在这个星期之内，把我名下全部港币资产换成元，汇入我在贵公司开立的账户。同时，我需要贵公司为我提供经225指数期货的交易通道和杠杆融资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林一鸣能听到山本的呼吸声，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高尔夫球车引擎的嗡嗡声。
“全部？”山本终于开口了，和关振华问了同样的问题。
“全部。”
“林桑，作为您的客户经理，我有义务提醒您——单一货币、单一市场、加杠杆，这三者叠加的风险极高。即使我们对元升值的方向判断正确，过程中的波动也可能导致您被迫止损出局。您确定要这么做吗？”
林一鸣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看着窗外，弥敦道上的晨光正在一寸一寸地爬上来，把对面旧楼的玻璃窗染成金色。楼下的茶餐厅已经开门了，伙计在门口摆出蒸笼，白茫茫的蒸汽在晨风中被吹散又聚拢。这座城市正在醒来，而它不知道，在一间三十平米的公寓里，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正在决定一笔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交易。
“山本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确定。”
“那好，”山本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奇怪的语气——不是赞叹，不是担忧，更像是一个同行对另一个同行的认可，“我周一早上第一件事就处理您的开户和汇款。林桑，如果您是对的，野村会很荣幸成为您的交易对手。”
“谢谢。周一见。”
他挂断电话，把听筒放回座机。
然后他坐在书桌前，打开那本笔记本，翻到最新的一页。扉页已经有些卷角了，前几页记录着他在医院醒来时的期、那张《明报》的头版标题、还有第一次家族会议上的每个细节。字迹从最初的歪歪扭扭逐渐变得工整流畅，像一个孩子在学写字，也像一个成年人重新学习如何活。
他提起那支父亲留下的钢笔，旋开笔帽，在新的一页写下今天的期。
“1985年9月22。广场协议签署。”
另起一行。
“全部换元。目标：经指数期货、东京核心区不动产。”
再另起一行。
“这不是赌博。这是剧本。”
他写完这行字，停了一下。窗外的阳光已经完全铺开了，在桌面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斑。他把钢笔放在本子旁边，看着那片阳光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上辈子，在他还叫林远的时候，他曾经在某个论坛上听过一个本经济学家的演讲。那个经济学家是本央行前官员，全程用流利的英语复盘了广场协议前后的政策失误。演讲最后，有人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如果时光倒流，您会怎么做？”
那个本经济学家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我们会卖得更早。”
林一鸣现在理解了那句话的全部含义。
下午两点，他去了中环。
不是去关振华的办公室，而是去张永昌律师事务所。张永昌周通常不在办公室，但林一鸣提前打了电话，约他在律所见面。他需要有人见证他即将做出的一系列决定——不是为了法律效力，而是为了让某个人知道，他不是一时冲动。
张永昌已经在办公室等他了。律师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，没有打领带，头发也不像平时那样一丝不苟。他显然是专门从家里赶过来的。
“林生，”张永昌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摆着一杯已经喝了一半的咖啡，“你电话里说的事情很紧急。出了什么问题？”
“没有出问题。”林一鸣在他对面坐下，把手里的公文包放在膝盖上，“恰恰相反，机会来了。”
他把广场协议的消息、自己的判断、以及即将执行的交易计划，简洁明了地说了一遍。张永昌听着，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惊讶，又从惊讶变成一种难以描述的神情——大概是一个律师在面对一个不像客户的客户时特有的那种表情。
“林生，”张永昌在他说完后沉默了片刻，“我做了三十年律师，见过很多客户做决策。但从来没有人在做决策之前，先来找律师做个记录。”
“我不是要您帮我做记录。”林一鸣说，“我是想请您帮我做一件事——如果我这次判断失误，输光了全部资产，请您在我父亲坟前告诉他，我尽力了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张永昌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书架前，取下一本厚厚的牛皮封面笔记本。那是他用来记录重要客户信息的私人笔记，从不示人。他翻开崭新的一页，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一行字：
“1985年9月22。林一鸣先生向我通报了他的决策。他说，如果他失败了，请我转告他的父亲——他尽力了。”
他把笔记本合上，锁进抽屉，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林一鸣。
“我记下了。”他说，“但你不打算失败。”
“不，”林一鸣站起来，“我不打算。”
星期一的早晨，林一鸣比平时起得更早。
五点刚过，他就坐在了书桌前。窗外还是黑的，弥敦道上只有零星的清洁工在扫街，竹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从楼下传来，像是这座城市的呼吸声。
他打开收音机，调到BBC财经频道。播音员正在用标准英音播报元在东京外汇市场的早盘走势——开盘即跳涨1.5%，突破了235关口。交易员们将这次跳涨归因于“市场对周末广场协议的初步反应”，措辞谨慎，但语气里已经藏不住兴奋。
他关掉收音机，拿起电话，拨通了野村证券香港分部的交易室号码。
接电话的不是山本，而是一个声音年轻、语速很快的粤语男声：“野村证券，交易室。”
“我是林一鸣，客户编号NHK-831017。请转接山本先生。”
“山本先生正在线上，请您稍等。”
等待的时间不长，大约十几秒后，山本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：“林桑，早上好。您很准时。”
“山本先生，早上好。汇款手续办好了吗？”
“汇丰那边的跨境汇款已经完成审核，今天上午十点前会到账。您的元账户已经开好，账号我稍后传真给您。”
“好。那么，开始吧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的声音。山本似乎在调取什么数据，几秒后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林桑，请确认指令。全部资金——按今天早盘汇率，大约十五点四亿元——全部买入经225指数期货？您确定不配置一部分现货或者债券？”
“全部。”
“杠杆比例？”
“五倍。”
山本又沉默了几秒。五倍杠杆意味着林一鸣的十五亿元可以撬动七十五亿元的头寸。经指数每波动1%，他的账户就会波动5%。如果指数下跌20%，他将被强制平仓，血本无归。
“林桑，风控系统需要您确认风险揭示书。据香港的规定，杠杆交易需要客户本人逐条确认。请您听好——”
山本开始逐条念诵风险揭示条款。林一鸣握着听筒，一字一句地听完了全部条款。每一条他都知道，每一条他都已经在心里默念过无数遍。
“我确认。”他在每一条之后这样说。
最后一条念完，山本问：“林桑，指令确认了吗？”
“确认。全部买入经225指数期货，十二月合约，建仓价格以今开盘价为准。”
“收到。指令已录入系统。成交确认将在半小时内传真给您。”
“谢谢。”
他挂断电话。
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光灯的嗡鸣声。窗外，天已经亮了，弥敦道上的车流开始密集起来，双层巴士拖着长长的尾气从窗前驶过。楼下茶餐厅的伙计扯着嗓子喊单：“一个A餐，冻茶，走冰！”声音穿透薄薄的墙壁，传进这间三十平米的小屋。
林一鸣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十四亿五千万元——这是他在这一秒之前，全部可以动用的现金。从这一刻起，这笔钱不再躺在银行账户里吃利息，而是变成了经指数期货合约上的一个数字，随着东京交易所每一条报价的跳动而跳动。
他做了两世为人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。
不是因为他冲动，不是因为他贪婪，而是因为——他知道答案。
他睁开眼，拿起那支钢笔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今天的期。
“1985年9月23。建仓完成。”
“方向：做多经225指数期货。杠杆：5倍。”
“持仓成本：经指数约12300点。”
他在下面画了一条横线，然后在横线下方写了一行小字：
“目标：38900点。”
这行字写完之后，他把笔帽旋紧，放在笔记本旁边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弥敦道的喧嚣扑面而来，车声、人声、茶餐厅的喊单声混在一起，汇成一股热腾腾的声浪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混杂着汽车尾气、菠萝油和湿水泥的味道。
这是1985年秋天的香港。距离他在这具身体里醒来，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。
他还活着。
而且，他终于站到了牌桌前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