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天的晚上，沈若棠做了一个梦。
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大雪里。雪很大，大得看不见天，看不见地，看不见路。她站在雪里，不知道自己在哪，不知道该往哪走。雪落在她头上，落在她肩上，落在她手背上，凉丝丝的，化成了水。她的脚冻僵了，没有知觉，她想迈步，迈不动。她喊“孙伯”，没有人回答。她喊“祖母”，没有人回答。她喊“若兰”，没有人回答。她一个人站在雪里，四面都是白的，上下都是白的，她像被装进了一个白色的口袋里，口袋口扎紧了，出不去了。
然后她听见有人在喊她。
“沈若棠。”
声音不大，但从雪里传过来，清清楚楚的，像是有人在耳边说话。她转过头，看见一个人站在远处。那个人穿着灰布棉袄，拄着拐杖，是孙福。她想走过去，但脚迈不动。她用力，用力，脚还是迈不动。她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，钉得很深，拔不出来。
“孙伯！”她喊，“我走不动了！”
孙福没有过来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她。他的右眼亮亮的，像一颗星星，在雪里闪着光。
“小姐，你得走。”他说，“不走，就到不了。”
“我走不动了。”
“走得动。你走了十九天了，还能走。再走十九天，就到了。”
沈若棠想再说什么，但孙福的身影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消失在了雪里。雪还在下，越下越大，她的脚还是没有知觉。她低头看自己的脚，看不见，雪把她的脚埋住了，埋到小腿，埋到膝盖，还在往上埋。她想跑，跑不动。她想喊，喊不出声。
她醒了。
睁开眼睛，眼前是黑的。庙里黑得像锅底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凉飕飕的，吹在脸上，像有人在轻轻地摸她的脸。她的脚是凉的，但不是冻僵的那种凉，是那种放在外面太久了的凉。她把脚缩进棉裤里，棉裤是凉的，缩进去更凉了。她把手伸进怀里，摸了摸那本书。书还在。她又摸了摸那块铜牌。铜牌也在。铜牌是赵铁生临走时塞给她的，沉甸甸的，正面刻着“北洋水师”四个字，背面刻着一个“生”字。他把它塞进她手里的时候说：“你到了京城，拿着这个去天津会馆，找林伯。他会帮你。”她当时想还给他，他已经拄着树枝走了。他就那么走了，一瘸一拐的，没有回头。沈若棠把铜牌攥在手心里，攥了很久。
她不知道林伯是谁，不知道天津会馆在哪，不知道这块铜牌到底有没有用。但她得留着。这是她到京城后唯一的线索。
她把铜牌揣回怀里，闭上眼睛。孙福的呼吸声从旁边传来，很轻，很稳。她听着那个声音，慢慢又睡着了。
天还没亮，沈若棠就醒了。这一次不是被冻醒的，是自然醒的。她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子——天不亮就醒，醒了就走，走到天黑，找地方睡觉，天不亮再醒。她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个走路的机器，不需要想，不需要问，只要跟着孙福的脚印，一步一步地走就行了。她的腿不是她的腿了，是两会走路的棍子。她的脚不是她的脚了，是两块会踩地的石头。她的脑子也不是她的脑子了，是一个空壳子，里面装着的东西越来越少——祖母的脸、若兰的笑、沈家大宅的梅树。就这些了。别的都忘了。忘了也好。
她坐起来，活动了一下僵了的脖子。脖子咔嚓响了一声，在安静的庙里格外响。她看了看孙福。孙福还睡着，头歪在一边，嘴巴微微张着，打着呼噜。他的脸上还是那副样子，肿的眼皮，的血痂。但血痂已经快掉光了，只剩嘴角还有一小块，翘着边，露出下面粉红色的新肉。新肉嫩嫩的，亮晶晶的，像刚长出来的树芽。他的嘴唇上有了一些血色，不像之前那样白得像纸了。他的呼吸也比之前稳了，不那样呼哧呼哧的了。
沈若棠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。她想起昨天晚上做的梦。梦里孙福说“再走十九天，就到了”。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从苏州到京城两千多里，她已经走了十九天，走了一百多里。还有一千八百多里。再走十九天，走不到。再走三十九天，也走不到。但她没有告诉孙福她做了这个梦。她不想让他知道她在想这些事。他老了，腿还没好，她不能再让他担心了。他担心的已经够多了。
她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推开门。
外面的天是灰的。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暗红色的光，比昨天更亮了一些，像有人在那边点了一盏灯，把纱帘掀开了一角。风停了，空气是静止的，冷冷的，的。地上有一层薄霜，白花花的，踩上去咔嚓咔嚓响。远处传来鸡叫，不是这个村子的，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，断断续续的，像一个人在喊谁，喊了很久了，嗓子都喊哑了。
沈若棠站在庙门口，看着远处。远处是灰蒙蒙的天，灰蒙蒙的地。她不知道那些山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那些山后面是什么。但她知道，她在往北走。往京城走。那个她从未去过、但必须要去的地方。
“小姐。”
孙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沈若棠转过身。孙福已经站起来了，拐杖握在手里，左腿伸在前面，脚尖点着地。他的右眼肿着，左眼肿着，但比昨天好了一些，能睁开一点了。他揉了揉右眼，又揉了揉左腿，然后把棉袄裹紧。
“天亮了？”
“亮了。”
“走吧。”
两个人走出庙门，下了土坡，走上官道。
天还是灰的。路还是长的。风从北边吹过来，凉的，但不刺骨了。
沈若棠跟在孙福后面，踩着他踩过的脚印，一步一步地走。
这是她逃出沈家的第二十天。
第二十天到第二十五天，沈若棠没有再看见官兵。但她知道他们在后面。不是看见了，是感觉到了。那种感觉说不清，像有一绳子拴在她心口上，另一头攥在什么人手里，那个人时不时拽一下，不疼，但你知道他在那里。你走路的时候，他在拽。你吃饭的时候，他在拽。你睡觉的时候，他还在拽。孙福说，那是她心里有鬼。她不知道是不是。但她知道，她不能停下来。停下来，那绳子就会收紧，收紧，再收紧，把她勒死。
这五天里，她们走得很慢。不是不想走快，是走不快。沈若棠的脚底那道口子又裂开了，走路的时候一扯一扯的，疼。她不敢看，她知道看了会更疼。她咬着牙，忍着。孙福的腿也不行了，走多了就肿，肿了就疼，疼了就慢。他嘴上不说，但沈若棠看见了——他的左腿比右腿粗了一圈，裤腿绷得紧紧的，像塞了一木头。两个人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像两匹老马，拉着一辆重车，上坡下坡，上坡下坡，怎么也走不到头。上坡的时候喘，下坡的时候腿抖。上坡的时候想，怎么还不到顶？下坡的时候想，怎么还不到底？到了顶，还有下一个坡。到了底，还有下一个顶。坡连着坡，顶连着顶，走不完的。
有一天中午，她们在一个茶棚里歇脚。茶棚在官道边上，用几木头撑着一块破布，木头歪歪斜斜的，破布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茶棚下面放着两张桌子，几条板凳，桌子上落满了灰，板凳上长着青苔，绿绿的，滑溜溜的。茶棚里没有人，只有风吹过时扬起的灰尘，细细的，黄黄的，在空气中飘了一会儿，落了。
沈若棠在板凳上坐下来，把包袱放在地上，靠着桌子。她闭上眼睛，想歇一会儿。她的腿在抖，不是冷的，是累的。从骨头里往外抖，抖得她坐不住。她把腿伸开，伸直，抖得好了一些。
她听见有人在说话。
不是孙福。孙福在她旁边坐着，没有说话。说话的人是从官道上来的，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。她睁开眼睛，看见两个人走进了茶棚。两个人都是男的，一个年轻，二十来岁，一个年长，四十多岁。他们穿着灰布短衫，背着包袱，像是赶路的。年轻的脸上有汗，年长的脸上也有汗，他们的鞋上全是土，走了很远的路了。
年长的那个看了沈若棠和孙福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在另一张板凳上坐下来。年轻的也跟着坐下来。两个人从包袱里掏出粮，开始吃。粮是饼，黑的，硬的，咬起来咔嚓咔嚓响，饼渣掉了一桌子。
沈若棠看着那些饼，咽了一下口水。她的胃叫了一声，不是那种轻轻的叫，是那种响亮的叫，咕噜噜的，像打雷。她赶紧用手按住肚子，按住了，胃不叫了。但年长的男人已经听见了。他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
“你们是从哪来的？”他问。
孙福看了看他。“南边。”
“去哪？”
“北边。”
年长的男人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。他掰了一半饼，递给沈若棠。
“吃吧。”
沈若棠看着那半块饼，没有接。饼是杂粮的，黑黑的，上面还有几颗没磨碎的麦粒，麦粒是黄的，嵌在饼里，像一颗颗小石子。她咽了一下口水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咕咚一声。
“不要钱。”男人说。
沈若棠接过饼，咬了一口。饼是硬的，嚼起来费劲，像嚼沙子。但越嚼越香，粮食的香味在嘴里散开，混着柴火烤出来的焦香。她嚼了很久才咽下去。咽下去的时候，喉咙里暖了一下。那点暖意从喉咙滑到胃里，在胃里转了一圈，散开了，暖了全身。
“谢谢。”她说。
男人摆了摆手。“你们从南边来，南边怎么样了？”
孙福没有回答。男人看了看他的脸色，没有再问。他低下头，继续吃饼。
两个人吃完了饼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饼渣，走了。年轻的走在前面，年长的走在后面。他们的脚步声在官道上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轻，最后听不见了。
沈若棠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看了很久。她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但她知道，他们给了她半块饼。不要钱。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人愿意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逃难者半块饼。还有人心是热的。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她记不住他们的脸。但她记住了那半块饼的味道。那半块饼，和包子铺的包子一样，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
“走吧。”孙福站起来。
沈若棠把那半块饼吃完了，把手指舔净，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，站起来，跟着孙福，走出了茶棚。
第二十六天，她们到了沂蒙山。
沂蒙山不是一座山，是一群山。山不高，但很陡，一座连着一座，像一群蹲着的人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挤在一起，挤得密不透风。山上长满了松树和柏树，密得看不见天。松树的叶子是绿的，柏树的叶子是绿的，但绿得不新鲜，灰扑扑的，像落了一层灰。风从山谷里灌进来，呜呜的，像有人在哭，又像有人在笑。沈若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山。苏州是平的，站在城墙上能看见几十里外的田野，能看见远处的村庄，能看见河上的船。这里不一样。这里看不见田野，看不见村子，看不见路。只有山，一座接一座的山，像一道道墙，挡在前面，挡住了她的路，挡住了她的视线，挡住了她的希望。
“孙伯，咱们走哪条路？”沈若棠问。
孙福站在山脚下，看着那些山，看了很久。他的右眼眯着，左眼肿着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他的手攥着拐杖，攥得很紧，指关节发白。
“走山路。”他说，“官道上有官兵，不能走了。”
两个人走上了山路。山路不宽，只能容一个人走。路边长着枯草，草有半人高，黄了，了，在风中摇晃，沙沙沙的，像在说话。沈若棠走在前面，孙福走在后面。她的脚踩在碎石上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像踩碎骨头。她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要看清楚脚下，怕踩空了摔下去。山路很陡，有的地方几乎是直上直下的，像是有人拿刀在山壁上砍了一刀。她爬的时候要用手抓着旁边的树枝，树枝是松树的，松针扎手，扎得她手心疼。扎一下，疼一下，扎一下，疼一下。她的手心全是小红点，有的破了，渗着血丝。
孙福走在后面，拐杖拄在石头上，笃笃笃的。他的呼吸声很重，呼哧呼哧的，像拉风箱，像有人在用锯子锯木头。他爬几步，停一下，爬几步，停一下。每停一次，他的脸就白一下，白得像纸，然后慢慢变红，红得像猪肝。他停下来的时候，就用手撑着膝盖，低着头，喘气。喘完了，抬起头，继续爬。
“孙伯，你还好吗？”沈若棠回头问。
“好。”孙福说，“走。”
沈若棠转过身，继续爬。她的腿在抖，不是冷的，是累的。她的胳膊也在抖，是抓树枝抓的。她的手心在疼，是用针扎的。她咬着牙，忍着。她没有告诉孙福。说了也没用。他不能替她爬。他自己的腿还没好。她只能自己爬。
爬到半山腰的时候，路边出现了一座庙。
庙不大，只有一间屋子。墙是石头垒的，石头是青色的，大大小小的，不规则的，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。石头缝里长着青苔，青苔了，发黄发黑，像一块一块的疮疤。屋顶的瓦片少了一半，露出下面的椽子和苇箔，椽子是木头的，黑了，朽了，有的断了，耷拉着。苇箔发黑发霉，往下耷拉着，像老人的眼皮，耷拉着就抬不起来了。门是木头的，虚掩着，门板上用红漆写着字，漆褪了色，笔画断断续续的，认不出来。门框是歪的，门关不严，留了一条缝，风从缝里灌进去，呜呜的。
沈若棠凑近了看，隐约看见一个“山”字，后面还有字，笔画连在一起，认不出来了。她又凑近了一点，鼻子都快碰到门板了，才认出第二个字——“神”。山神。后面还有一个字，是“庙”。山神庙。
“孙伯，这是什么庙？”
孙福看了看。“山神庙。”
沈若棠推开门，走进去。门轴吱呀一声响了，在安静的庙里格外刺耳，像有人在尖叫，又像有人用指甲刮木板。沈若棠的心跟着那声尖叫猛地跳了一下。
庙里不大。正中间是一座佛台，石头砌的，不高，到沈若棠的腰。台上供着一尊神像，泥塑的，不到一尺高，身上的金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泥胎。神像的脸也花了，看不清眉眼。左半边脸还完整，能看出是个人脸，有鼻子有眼。右半边脸没了，露出里面的泥胎和稻草，像一张被撕掉了一半的脸。神像的手也断了，左手没了，右手还完整，举着一样东西，看不清是什么。佛台前面是一块空地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灰尘和碎草。墙角堆着一些破布和烂木头，还有一个碎了口的瓦盆，盆里有一些灰烬，像是有人在这里烧过火。
沈若棠看着那尊神像，看了很久。她不知道这是什么神。山神。管山的。管山的能管什么？管山上的树，管山上的石头，管山上的狼。管不了官兵，管不了追兵，管不了她能不能到京城。她盯着那尊神像，盯得眼睛发酸。她想问山神，那些官兵是不是在追她，她能不能逃掉，她能不能到京城。但她没有问。她知道神不会回答。祖母说过，神管不了那么多事。神要是管得过来，世上就没那么多苦了。
“今晚就在这过夜。”孙福说。
沈若棠在墙角蹲下来，把那些破布和烂木头扒拉到一边，腾出一块空地。破布是臭的，烂木头是湿的，摸上去凉丝丝的。她把包袱放在地上，坐下来，靠着墙。墙是石头砌的，凉，硬，硌得后背疼，像有一块石头抵在她脊椎骨上。
孙福在她旁边坐下来，把拐杖放在地上，靠在墙上。他从怀里掏出水囊，递给沈若棠。沈若棠喝了一口，递回去。孙福也喝了一口。他把水囊放在地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两个人沉默地坐着。外面的天黑了，庙里黑了。什么也看不见了。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凉飕飕的。远处传来狼叫，不是狗叫，是狼叫。嗷呜——嗷呜——长长的，尖尖的，像有人在哭，又像有人在唱歌。叫一声，停一会儿，又叫一声。声音从远处传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
沈若棠缩了缩脖子。
“孙伯，有狼。”
“嗯。”
“狼会进庙里吗？”
“不会。”孙福说，“狼怕火。”
“没有火。”
孙福没有回答。
沈若棠靠在墙上，把怀里的铜牌掏出来，放在手心里。铜牌凉，凉得她手心发僵。她用指腹摸了摸上面的字——“北洋水师”。她不知道这个牌子有没有用，不知道林伯会不会帮她。但她得留着。这是她到京城后唯一的线索。赵铁生走的时候说：“你到了京城，拿着这个去天津会馆，找林伯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稳，像是在说一件很肯定的事。她不知道他凭什么这么肯定。他自己都活不下去了，还管她到不到得了京城。但他把铜牌塞进她手里的时候，她没有拒绝。她不知道是因为她信他，还是因为她太需要一个理由相信了。
她把铜牌攥紧，攥得手心疼。然后揣回怀里，闭上眼睛。
狼还在叫，嗷呜——嗷呜——一声接一声。她听着那个声音，慢慢又睡着了。
半夜里，沈若棠又醒了。不是被狼叫醒的，是冷醒的。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比白天更冷了，冷得像刀子。她蜷缩在墙角，身体缩成一团，膝盖抵着下巴，两只手在袖子里。她的牙齿在打架，咯咯咯的，停不下来。她看了看孙福。孙福也缩着，抱着自己的胳膊，下巴抵在口上。他没有睡，右眼睁着，看着门的方向。他的右眼在黑暗中亮亮的，像一颗星星。
“孙伯，你冷吗？”
“不冷。”
沈若棠知道他在撒谎。他的嘴唇在发抖，下巴在发抖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她看见他的牙齿在打架，和她一样。但她没有揭穿。
她把怀里的铜牌掏出来，放在手心里。铜牌凉，凉得她手心发僵。她用指腹摸了摸那四个字——“北洋水师”。赵铁生的脸在她脑子里晃了一下。黑瘦黑瘦的，脸上全是泥，但眼睛很亮。他喊娘的时候，声音是抖的。他走的时候，一瘸一拐的，没有回头。她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。她希望他活着。不是因为他是谁，是因为他救过她。她救了他，他救了她。扯平了。但她还是希望他活着。
她把铜牌揣回怀里，闭上眼睛。狼还在叫，嗷呜——嗷呜——一声接一声。她听着那个声音，慢慢又睡着了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狼不叫了。
沈若棠睁开眼睛，庙里还是黑的，但比半夜亮了一点。门缝里透进来一点点光，灰蒙蒙的，像一细细的线，从门缝里钻进来，落在地上。她躺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、轻轻地坐起来。孙福还睡着，头歪在一边，嘴巴微微张着，打着呼噜。呼噜声很轻，一下一下的，很有节奏。他的脸上还是那副样子，肿的眼皮，的血痂。但血痂已经快掉光了，只剩嘴角那一小块了，翘着边，像一小片枯树叶。
沈若棠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。她想起昨天爬山的路上，孙福的拐杖滑了一下，他差点摔倒。她扶住了他。他的手很凉，很瘦，骨头硌手。她扶着他的胳膊，感觉到他的胳膊在抖。不是冷的，是累的。他太累了。他的腿还没好，还要爬山，还要赶路，还要照顾她。他太累了。她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。
她的眼泪涌了上来，但她没有让它掉下来。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推开门。
外面的天是灰的。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暗红色的光，比昨天更亮了一些，像有人在那边点了一盏灯，把纱帘掀开了一大半。风停了，空气是静止的，冷冷的，的。山上的松树在晨光中像一个个站着的人，一动不动，站得整整齐齐。松针上挂着露珠，露珠亮晶晶的，像一颗颗小珠子。
沈若棠站在庙门口，看着那些山。她不知道这些山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翻过这些山是什么地方。但她知道，她在往北走。往京城走。那个她从未去过、但必须要去的地方。
她把手伸进怀里，摸了摸那本书。书还在。她又摸了摸那块铜牌。铜牌也在。她把它掏出来，看了一眼。铜牌上刻着“北洋水师”四个字，字迹很深，一笔一画都很用力。她不知道刻这几个字的人是谁，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。但她知道，这块铜牌是赵铁生的。赵铁生把它给了她。她得留着。不管有没有用，得留着。
她把铜牌揣回怀里。
“小姐。”
孙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沈若棠转过身。孙福已经站起来了，拐杖握在手里，左腿伸在前面，脚尖点着地。
“天亮了？”
“亮了。”
“走吧。”
两个人走出庙门，继续爬山。
这是她逃出沈家的第二十六天。
她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天。
但她知道，她得走。
不走，就到不了。
到不了，就什么也做不了。
她走。
她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她身后不到一天的路程上，那队官兵已经追到了山脚下。
领头的军官骑在枣红马上，看着那些山，看了很久。山很高，很陡，一座连着一座，像一道道墙，挡在前面。他的马打了个响鼻，前蹄在地上刨了两下。他从布筒里抽出画像，看了一眼，又卷起来塞回去。
“大人，”旁边的骑兵说，“山路不好走，马进不去。”
军官想了想。他看着那条窄窄的山路，看了很久。山路弯弯曲曲的，消失在松树林里，看不见尽头。
“下马。走路。”
他翻身下马，把缰绳扔给旁边的骑兵。“你们在山下等着。我带几个人上去。”
他选了五个骑兵，六个人一起上了山。山路很陡，他们走得很慢。但他们年轻，有力气，走得比沈若棠和孙福快多了。沈若棠走一步，他们能走两步。沈若棠歇一会儿，他们不用歇。他们越爬越高，越走越快，离沈若棠和孙福越来越近。
“快追。”军官说，喘着气，“她们走不远。一个瘸子，一个女人，走不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