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反复对了七遍。
红球蓝球，一个不差。
一等奖。
奖池两千万。
我把手机屏幕扣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一分钟。心脏撞肋骨，咚咚咚咚，跟有人在里面敲门。
没喊。
没叫。
甚至没翻身。
我就那么躺着，等心跳慢下来，然后做了三件事——
第一，用另一部手机把彩票正反面拍了照片，传到只有我知道密码的邮箱里。
第二，把彩票从外卖服拉链兜里取出来，塞进一本旧字典的夹页里，字典锁在行李箱最底层。
第三，睡觉。
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出门送外卖。
但多了个心眼——我骑车经过投注站的时候，往里扫了一眼。
老板不在。柜台后面坐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，歪着头打电话，声音不大，但我车速慢，听见了半句：”……对，就是前天傍晚那张机选票，两注的，买票的是个穿外卖服的小伙子……”
我没停车，直接骑过去了。
但太阳突突地跳。
有人在查我。
这张票的中奖信息，在投注站系统里是有记录的。如果有人想知道是谁买的，查调监控，再加上出入时间，锁定并不难。
我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，想了三分钟。
然后拨了一个号码。
林姐退休以后住在城东，一个人带外孙女，子不宽裕。
我每个月给她转五百块生活费，她每次都骂我：”你自己都吃不饱，给我转什么钱！”
但她从来没有退回来过。
电话响了两声，她就接了。
“念念？”
“林姐，我想问你件事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当年我被送到福利院的时候，报警记录上有没有写是谁报的警？或者有没有人认出来我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
“有人联系我了，说是我妈。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
然后林姐的声音变了，压得很低，带着一股我从小就熟悉的紧张：
“念念，你听我说。当年的事我知道一些，但不方便在电话里讲。你来一趟，我把东西给你看。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你的完整档案。当年院长封存的那份。”
我攥着手机，指节发白。
接下来两天，我没有去福彩中心领奖。
我做了几件事：
找了一家公证处，带着彩票原件和身份证做了一份中奖彩票的证据保全公证，花了八百块，公证书一式三份，一份放公证处存档，一份寄给林姐，一份我自己锁着。
然后我去了一趟城东，见了林姐。
她把一个发黄的牛皮纸袋从衣柜顶上翻下来，拍掉灰，放在我面前。
里面的东西比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多得多。
一份完整的接警出警记录。
一份社区走访记录。
两张当年居民辨认的手写证词。
还有一张照片——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，侧脸，模糊，但看得出她站在一个垃圾桶旁边，怀里抱着一团东西。
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：王桂芬，水塘街14号。
林姐坐在我对面，搓着手：”当年周围邻居有人认出来是她，但她死不承认。后来她嫁到了外地，就没人再追究了。”
“院长为什么封存？”
“院长说孩子已经被收养了，再翻出来对孩子不好。他想保护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