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，高玉娥一夜没睡。
不是因为不困——十七岁的身体精力充沛，但她的大脑停不下来。
她躺在炕上，盖着那床薄被，听着窗外蛐蛐的叫声，把前世的记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。
像翻一本烧了边的旧相册。每一页都有火烧过的痕迹，但照片上的画面还看得清。
1983年。
她十九岁。在运输公司的国营餐厅当服务员——那是父亲给她找的”体面工作”。她不甘心，但没有办法。父亲没有时间陪她去黑龙江，母亲觉得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。她哭了两个月，哭到眼睛肿得像桃子，哭到两个哥哥都不敢跟她说话。
但她最终还是接受了。
只是偷偷给自己改了名字——高洁。
玉是玉石的玉，后来换成了高洁的洁。洁白、净、不沾泥。她给不了自己一个大学，但她可以给自己一个新的名字。
然后她遇见了姚雨。
高玉娥闭着眼，黑暗中那些画面一个接一个地涌上来。
姚雨第一次见她的那天，她正在餐厅里擦桌子。他走进来，点了一碗面，坐在靠窗的位置看了她很久。吃完面没走，等她下班。她出来的时候他就站在门口，笑嘻嘻的，递给她一朵不知道从哪儿摘的野花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高洁。”
“高洁。好名字。”
后来的事，她不想再回忆了，但记忆不听话。
花前月下，河边钓鱼，诗词歌赋。姚雨是初中老师，会写诗，会说好听的话，会把”我爱你”说得像念课文一样真诚。十九岁的高洁什么都不懂，以为那就是爱情。
1983年秋天，她不顾家人反对，嫁给了姚雨。
婚后半年，姚雨出轨了。
她不知道。她还在笨拙地学着做一个好妻子——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她以为子会慢慢好起来的。
1984年，儿子出生了。
孩子的哭声还没落，她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事。姚雨开始频繁地不回家，回家就是一身酒气，问他在哪儿，他就发脾气。工资一分钱不往家里交。
高洁没有哭。她抱起儿子，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活着。把孩子养大。
她推着自行车，用自己打造的木盒子，开始卖雪糕。
那是她做生意的起点。一块钱三雪糕，她骑自行车走街串巷，一夏天赚了几十块钱。后来她嫌卖雪糕赚得少，开始卖冰棍。再后来她听说收猪血灌血肠能赚钱，就开始凌晨三点爬起来，去猪的人家收猪血，自己灌血肠，拿到市场上去卖。
高玉娥记得那些凌晨。
北方的冬天，凌晨三点的天是黑的，路灯昏黄，路上没有人。她裹着军大衣，推着自行车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，呼出的气在面前结成白霜。自行车后座绑着两个铁桶，一个装猪血，一个装灌好的血肠，加起来有七八十斤。
她的手冻得通红，指头弯都弯不过来。但她不停。因为回家还有孩子要喂。
再后来，她坐上了绿皮火车。
绿皮火车。
高玉娥在黑暗中翻了个身，被子蹭在脸上，粗糙的棉布磨得皮肤微微发痒。
她坐过无数次绿皮火车。从东北到山东，从山东到福建，从福建到广东。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，过道上全是人，厕所门口也站着人。空气里是汗味、烟味、泡面味、脚臭味混在一起的浑浊气息。
她一个人扛着一百多斤的编织袋——里面装的是海产品，从沿海城市收的货，倒到内地去卖。编织袋比她人还高，扛在肩上压得她直不起腰。上火车的时候没有梯子，她硬生生把一百多斤的东西从窗户塞进去——旁边有人帮忙托了一把，也有人在旁边看笑话。
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，扛着比自己还重的货，在绿皮火车上晃荡三天三夜。
没有人知道她有多累。因为下车之后，她还要背着货去市场，找到买家，讨价还价，把货卖出去。
然后数钱。
数完钱，坐下一趟火车，再去进货。
周而复始。
她卖过服装——从南方的服装批发市场扛回来一麻袋一麻袋的衣服，在北方的集市上摆地摊。开过饭店——自己掌勺，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备菜，晚上十一点收摊，中间手不停地颠勺翻锅。卖过保险——挨家挨户敲门，被人轰出来是常事。倒过柴油——往粮库卖粮食、往饲料厂送麦麸。
走南闯北，磕磕绊绊，财来财去。
而姚雨呢？
姚雨一直在打她。
不只是打她，还打儿子。好大喜功，极爱面子，在单位不好好上班，在外面吃喝嫖赌。欠了钱还要她来还。别人问起来，他就说”我老婆能赚钱”——好像她的辛苦是他炫耀的资本。
高洁忍了十几年。
不是不想离婚。是不敢。顾忌别人的眼光，顾忌对孩子的影响，顾忌”离了婚的女人”在社会上的处境。她以为忍一忍就会好，以为姚雨有一天会幡然醒悟。
直到1997年正月初一。
姚雨在饭桌上打了儿子。
那一年儿子十三岁，正在长身体，瘦得像豆芽菜。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碗碰翻了，汤洒在桌上。姚雨二话不说，一巴掌扇过去。
高洁什么都忘了。她只记得自己扑了过去，和姚雨打在了一起。碗碟碎了一地，孩子缩在墙角哭。邻居听到了动静，来拉架。
那天晚上，她抱着儿子哭了整整一夜。
儿子说：”妈，跟他离了吧。”
十三岁的孩子说出了她十几年来不敢说的话。
高玉娥睁开眼，盯着天花板。黑暗中，她能看见前世那个抱头痛哭的自己——三十五岁的女人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抱着十三岁的儿子，在出租屋里哭了一夜。
正月初八，她和姚雨去了法院。
协议离婚。高洁净身出户。儿子归姚雨。房子归姚雨。钱归姚雨。
她什么都不要。只要离开那个人。
离婚后，她找朋友借了五百块钱，租了一间平房的单间，重新开始。
三十五岁。没有钱，没有房，没有工作。只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——虽然判给了姚雨，但她知道姚雨不会好好照顾孩子。半年后，儿子果然回到了她身边。
从那以后，她一个人带着儿子，重新开始打拼。
卖服装、开饭店、做中介、当文员、卖保险、倒柴油、收粮食、送麦麸——能赚钱的活她都过。不分昼夜，不挑不拣。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儿子过上好子，让他能读到书，将来不要像她一样吃苦。
她做到了。
儿子考上了大学，毕了业，娶了媳妇，生了女儿。她帮儿子买房、带孙女、持家务。什么都心，什么都管。
然后儿子中年失业了。
高玉娥把积蓄都掏了出来。
一辈子攒的钱，一分不剩地给了儿子。她自己搬到了距离儿子八十公里外的一座小城市，一个人住。每个月儿子打个电话，说的都是”妈你注意身体”。
六十多岁。
头发白了，膝盖疼了，上楼梯要扶着扶手了。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躺在黑暗里想：如果那年父母愿意给她凑几块钱车票，让她去黑龙江补领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
这个念头，她想了四十年。
想到最后，已经分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了。
高玉娥翻了个身，侧躺着，把被子拉到下巴。
前世的记忆像一条长长的河流，从1983年流到六十多岁。三十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但里面装的苦太多了——苦到她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条浸在苦水里的鱼，每一口呼吸都是涩的。
但也不是没有甜。
儿子第一次叫她”妈”的时候是甜的。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是甜的。孙女出生的时候是甜的。一个人扛着货从绿皮火车上下来，数完钱发现赚了三百块的时候，也是甜的。
苦多甜少。甜不够抵苦。但那些甜是真的。
高玉娥闭上眼。
她没有哭。
上一世她已经哭够了。在餐厅哭了两个月，在出租屋里哭了一夜，在无数个凌晨三点独自扛起编织袋的时候也哭过。但这一世，她不哭了。
不是因为不痛。是因为哭没有用。
她十七岁。她有一辈子的记忆。她知道未来会怎样，知道哪些路是死路，哪些人是过客，哪些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来。
她不是上天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吗？
那就别浪费了。
窗外，蛐蛐还在叫。老榆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响。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，然后又归于安静。
高玉娥慢慢地呼吸，慢慢地放松。
她把前世的记忆像收行李一样，一样一样地折好、放平、归位。不是遗忘——永远不会遗忘。那些苦、那些甜、那些恨、那些爱，都是她的一部分。但它们不应该压在她身上，让她喘不过气来。
它们应该变成力气。
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闭上了眼。
明天考化学。后天出成绩。八月底出录取通知书。
她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力气。
这辈子的高玉娥，不会再低头了。
窗外最后一丝风停了。院子里的老榆树安静地站着，像一个守夜的人。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，银白色的光洒在院子的黄土上，洒在墙那把新磨的镰刀上，洒在灶房门口那双她妈趿拉了一辈子的布鞋上。
1979年7月21，夜深了。
高玉娥在月光中沉沉睡去，梦里没有前世，只有明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