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火车站的人像一条浑浊的河流，从出站口涌出来，分流进站前广场的各个方向。
顾旭东被人流推着往前走，四面八方都是声音——拉客的司机扯着嗓子喊“花都花都，上车就走”，卖地图的小贩举着印刷粗糙的广州市交通图在人群里穿梭，几个中年妇女举着“住宿”的牌子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还有人在发传单，花花绿绿的纸张被塞进每个人手里，然后又被随手扔在地上，被无数双脚踩过。
他想起火车上那个女人说的话：“谁跟你搭话都别理。”
他低着头，紧紧抱着怀里的行囊，快步往前走。行囊里有师父给的十万美元，那是他全部的家当，也是他所有的希望。他把行囊抱得很紧，紧到能感觉到那些美元隔着背包压在他口上的重量。
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。有人席地而坐，身后堆着比人还高的编织袋；有人蹲在地上吃盒饭，塑料饭盒里装着白米饭和几片青菜；有人在打电话，声音大得像在吵架；有人靠在栏杆上睡觉，脸上盖着报纸，脚边放着一个搪瓷杯，杯子里零星有几枚硬币。
顾旭东站在广场中央，抬头看了看天空。广州的天空灰蒙蒙的，看不见太阳，也看不见云，只有一层薄薄的、灰黄色的霾，像一口倒扣的锅，把整个城市罩在里面。
和昆仑山的天完全不同。
昆仑山的天是蓝的，蓝得透明，蓝得让人想哭。那里的空气是冷的，但净，吸一口进去，整个人都被洗了一遍。这里的空气是温热的，湿的，吸一口进去，能感觉到细小的颗粒粘在喉咙里，涩涩的。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适应这个新的世界。
三元里村。
他需要找到三元里村。
他四处张望了一下，看见广场边上有一个公交站牌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路公交的路线图。他走过去，在站牌前站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去三元里的公交——公交站牌上的字被涂改过很多次，有些线路已经看不清了，但“三元里”三个字还勉强能认出来。840路，从广州火车站到人和镇，途经三元里。
他等了大约二十分钟，一辆挤满了人的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。车门打开的时候，一股热浪从车厢里涌出来，夹杂着汗味和汽油味。他跟着人群挤上车，一只手抱着行囊，另一只手抓着车顶的吊环，整个人被夹在人缝里，几乎站不稳。
公交车在拥挤的街道上慢慢爬行。广州的交通比顾旭东想象的要糟糕得多——马路上塞满了车，公交车、私家车、出租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，还有行人在车流中穿行，谁也不让谁。喇叭声此起彼伏，尖锐的、低沉的、短促的、长鸣的，各种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首没有旋律的交响曲。
顾旭东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街道。两旁的建筑很旧，大多是七八十年代建的楼房，外墙的瓷砖已经脱落了大半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一楼是各种店铺——手机维修、电脑配件、五金建材、兰州拉面、沙县小吃、川菜馆、湘菜馆、桂林米粉，招牌一个挨一个，密密麻麻的，有些是简体字，有些是繁体字，还有些是顾旭东看不懂的粤语白话。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公交车在一个站台停下，喇叭里传来报站的声音：“三元里大道北，到了。”
顾旭东挤下车，站在路边，四处打量。
这里的街道比火车站附近窄了很多，两旁的建筑也更老了。有些房子看起来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，墙皮斑驳，窗户上的铁栏杆锈迹斑斑，楼顶上加盖的铁皮棚子在风中发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。
街道上人来人往，和火车站的人不同，这里的行人大多是外地人。他能从口音和穿着上分辨出来——四川话、湖南话、河南话、东北话，各种方言在空气中交织，像一锅大杂烩。穿着也很杂，有穿西装打领带的，有穿背心拖鞋的，有穿民族服装的，还有穿着工厂工装的，衣服上印着各种电子厂、服装厂的名字。
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气味——炒菜的油烟味、卤肉的香料味、下水道的臭味、还有某种说不清的、湿的霉味。这些气味混在一起，形成三元里特有的气息，和昆仑山的松针清香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顾旭东找了一个路边摊，买了一瓶矿泉水。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，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。
“阿姨，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一家兰州拉面馆？”他问。
“兰州拉面？”妇女想了想，“往前走，走到十字路口，左转，再走两百米，有一家。不过那家店好像关门了，老板不了。”
顾旭东的心沉了一下。
“关门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“有两三个月了吧。”妇女说，“听说老板回老家了，生意不好做，房租又贵。”
顾旭东谢过妇女，按照她指的方向往前走。走了大约十分钟，他找到了那家兰州拉面馆。
店面很小，夹在一家手机维修店和一家沙县小吃之间，门面上的招牌还在，写着“正宗兰州牛肉拉面”八个字，但字迹已经褪色，有些笔画都看不清了。卷闸门拉下来了一半，上面贴着几张纸条，最显眼的一张是“旺铺转让”，下面留着一个电话号码。卷闸门的底部锈迹斑斑，有几处已经烂穿了，能看到里面黑洞洞的空间，地上散落着几张旧报纸和一个碎了的碗。
顾旭东站在门口，看着那张“旺铺转让”的纸条，沉默了很久。
章天昊不在这里了。
他唯一的线索，断了。
他在拉面馆门口站了很久，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。三元里很大，人很多，要找一个素未谋面的人，像大海捞针。
他转身往回走，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看见路边有一个治安岗亭，里面坐着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，正在看报纸。
“师傅，跟您打听个人。”顾旭东走过去。
“什么人？”保安放下报纸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。
“章天昊。以前在这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打工，您认识吗？”
保安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：“不认识。这附近打工的人多了去了，来来去去的，今天来明天走，哪记得住。”
“那您知道这附近哪里有退伍军人住的地方吗？”
保安看了他一眼，目光变得有些警惕：“你找退伍军人什么？”
“我一个老乡，退伍军人，说是在三元里这边住，我想找他。”
保安犹豫了一下，指了指前面的一条巷子：“往那边走，有个城中村，里面住了不少外地人，也有退伍军人。你去那边问问看。”
“谢谢师傅。”
顾旭东按照保安指的方向走去。
那条巷子很窄，窄到两个人并排走都困难。两边的楼房靠得很近，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天，阳光几乎照不进来。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——办证的、刻章的、疏通下水道的、高价回收旧家电的，一层叠一层，有些已经脱落了一半，在风中飘动。
巷子里的气味更难闻了——湿的霉味、垃圾的腐臭味、还有尿味。地上有积水，黑漆漆的，踩上去“啪叽”一声，溅起的污水沾在裤腿上。
顾旭东皱着眉头往前走，走了大约五分钟，巷子忽然开阔了一些，出现了一个小广场。广场上有几棵老榕树，树冠遮天蔽，气垂下来，像老人的胡须。榕树下坐着几个老人，有的在下棋，有的在打牌，有的在聊天。
广场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出租屋，每栋楼都有五六层高，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近得可以握手。窗户上挂着各种颜色的衣服——红的、蓝的、白的、花的，像一面面彩色的旗帜在风中飘动。有些窗户上还挂着腊肉和香肠，被太阳晒得油光发亮。
顾旭东走到榕树下，向一个下棋的老人打听。
“大爷，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章天昊的人？退伍军人，个子挺高的，大概三十岁左右。”
老人头都没抬，眼睛盯着棋盘：“没听说过。这地方住的人太多了，好几万人呢，哪能都认识。”
“那您知道哪里有退伍军人聚集的地方吗？”
另一个老人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找他什么事？”
“我是他老乡，从老家来找他的。”
老人想了想：“你去村口的招待所问问。那里住的人多，来来往往的，老板可能知道。”
“谢谢大爷。”
顾旭东转身往村口走。
村口有一家招待所，叫“三元里招待所”，门面很小，夹在一家杂货店和一家理发店之间。招待所的玻璃门上贴着“住宿”两个红字，字迹已经褪色，玻璃上积了一层灰，看不清里面的样子。
他推门进去，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前台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部电话，墙上挂着一排钥匙。前台的后面坐着一个胖女人，四十多岁，头发烫着卷，穿着一件花衬衫，正在嗑瓜子。瓜子壳在她脚边堆了一小堆，她嗑得很熟练，瓜子仁扔进嘴里，壳吐在地上。
“住店？”胖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不是，我想打听个人。”
“打听谁？”
“章天昊。以前在这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打工，您认识吗？”
胖女人嗑瓜子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“你找他什么？”她的语气变了，多了一丝警惕。
“我是他老乡，从老家来找他的。”
“老乡？”胖女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“顾旭东。”
胖女人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目光里有一种审视的意味。顾旭东坦然地看着她，没有躲闪。
“你等一下。”胖女人站起身，走到后面的房间里，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她的声音很小，顾旭东只听见了几个字——“有人找……叫顾旭东……对……好。”
她挂掉电话，走出来，表情比刚才缓和了一些。
“你往前走，第三个巷口左转，走到尽头，有一栋红色的楼。三楼，302房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等等。”胖女人叫住他，“你一个人上去？”
“对。”
“小心点。”胖女人说，语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“那个章天昊……脾气不太好。”
顾旭东点了点头，推门走了出去。
他按照胖女人指的方向，穿过几条巷子，找到了那栋红色的楼。
楼很旧，外墙的红色涂料已经斑驳了大半，露出里面的水泥和砖块。楼道的入口是一个铁栅栏门，门没有锁，推开的时候发出刺耳的“吱呀”声。楼道里很暗，灯泡坏了，只有从楼梯间的缝隙里漏进来的一点点光。墙上的涂料在脱落，露出下面的红砖，砖缝里长着青苔，湿漉漉的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，还有某种说不清的、酸腐的气味。
他踩着楼梯往上走。楼梯是水泥的，有些地方已经碎了，露出下面的钢筋。每一层都堆着杂物——旧家具、废纸箱、破自行车，把本来就不宽的楼道挤得更窄了。
三楼。他找到302房。
门是一扇铁皮门，上面刷着绿色的漆，漆面起泡了，有些地方锈穿了。门把手上挂着一把旧锁，锁已经坏了，只是挂在上面做样子。门板上贴着几张催缴水电费的通知单，期是几个月前的，纸张已经发黄卷边。
他敲了敲门。
没有回应。
他又敲了三下。
里面传来一阵响动，像是什么东西被碰倒了，然后是脚步声，沉重的、拖沓的脚步声。
门开了。
门口站着一个男人。
他很高，至少一米八五，比顾旭东高出半个头。他很瘦，瘦得颧骨突出，下巴尖尖的，身上的衣服空荡荡的，像挂在衣架上。他的头发很长，乱糟糟的，像几个月没有剪过，油腻地贴在头皮上。胡子拉碴，看起来至少一周没有刮过。
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。
那双眼睛是深褐色的，眼窝深陷，眉骨突出，瞳孔里有一种顾旭东很熟悉的东西——那是被打碎之后又重新拼起来的东西。不是仇恨，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更深的、更沉的、看不见底的东西。
像一口枯井。
井底有水，但你不知道还有多少。
“你找谁？”男人的声音沙哑，像砂纸磨过铁皮。
“章天昊？”
“是我。你是谁？”
“我叫顾旭东。从昆仑山来的。”
章天昊的眼睛眯了一下。
“昆仑山？”他的声音里多了一丝警惕，“谁让你来的？”
“我师父。墨崖子。”
章天昊沉默了。
他盯着顾旭东看了很久，目光像刀子一样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把他整个人刮了一遍。
然后他退后一步，把门开大了一些。
“进来吧。”
房间很小，大概只有十平方米。
一张单人床，床上的被褥皱成一团，分不清是被子还是床单。一张桌子，桌上堆满了东西——方便面碗、烟头、空酒瓶、旧报纸、还有几本翻烂的军事杂志。一个衣柜，柜门敞开着，里面挂着几件衣服，都是旧的，洗得发白。地上散落着更多的酒瓶和烟头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
空气里弥漫着烟味、酒味和某种腐烂的气味，像是什么东西放久了坏掉了。
章天昊把桌上的东西拨到一边，腾出一块地方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。
“坐。”他指了指床边。
顾旭东在床边坐下，把行囊放在脚边。
“你师父……墨崖子？”章天昊从桌上拿起一包烟，抽出一，叼在嘴里，点上火，“他让你来找我？”
“对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他说你能帮我。”
章天昊笑了。
那笑容不是开心的笑，也不是嘲讽的笑，而是一种自嘲的、苦涩的笑。像一个人站在废墟上，看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变成瓦砾，除了笑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“帮你？”他吐出一口烟，“你看看我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连自己都帮不了，怎么帮你？”
他靠在椅背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，露出脖子上的一道伤疤。那道疤很长，从耳一直延伸到锁骨，像一条蜈蚣趴在他的皮肤上。疤痕组织增生，凸起在皮肤表面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。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他问。
“知道。章天昊，前法国外籍兵团成员，参加过多次实战，战斗经验丰富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“因故被开除，流落在广州。”
“因故。”章天昊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，笑得更厉害了，笑得肩膀都在抖，“你知道是什么‘故’吗？”
顾旭东摇头。
章天昊把烟叼在嘴里，解开衬衫的扣子。
顾旭东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章天昊的身上，至少有十几道伤疤。口、腹部、肩膀、肋下——每一道疤都不一样。有些是刀疤，细长的，像被利器划过；有些是枪伤，圆形的，愈合后留下一个凹陷的坑；有些是大面积的烫伤，皮肤皱缩在一起，像被火烧过的塑料。
“这道，”他指着口的一道疤，“是在科特迪瓦，被叛军的刺刀捅的。差点捅穿心脏，在医院躺了三个月。”
他指着肩膀上的一个圆疤：“这道，是在马里，被狙击手打的。从这里进去，从后面穿出来，差一点就打碎肩胛骨。”
他指着腹部的一道长疤：“这道，是在阿富汗，被路边炸弹的碎片划的。肠子都流出来了，自己塞回去，用绷带缠住，继续战斗了六个小时。”
他一颗一颗地扣上扣子，把那些伤疤重新遮住。
“我在外籍兵团待了八年。八年里，我参加过十七次实战，打死过四十三个敌人，救过二十六个战友。我拿过兵团最高荣誉勋章，被授予过英勇十字勋章。”
他的声音变得很低，低得像在自言自语。
“然后呢？”顾旭东问。
“然后……”章天昊把烟头摁灭在桌上，留下一个黑色的焦痕，“然后我的长官贪污了军饷，我举报了他。他反咬一口，说我违抗军令、殴打长官。兵团把我开除，遣返回国。我的勋章被收回，我的档案被销毁，我的一切都被抹掉了。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顾旭东。
“八年。八年拿命换来的东西，一夜之间，什么都没了。”
他的眼睛红了，但没有流泪。他只是看着顾旭东，目光里没有求助，没有期待，只有一种深深的、无尽的疲惫。
“现在你知道了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这样一个废物。你师父看错人了。你走吧。”
他转过头，不再看顾旭东。
房间里安静了下来。只有窗外的巷子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和人声，混在湿的空气里，闷闷的。
顾旭东没有走。
他坐在床边，看着章天昊的侧脸。那张脸上有刀削一样的线条，颧骨高耸，下颌锋利。即使瘦成这样，即使颓废成这样，那张脸上依然有一种东西，让顾旭东觉得——这个人，还没有死透。
“章天昊，”他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，“你觉得我为什么来这里？”
章天昊没有回答。
“我十七岁那年，家里被一伙地痞砸了。我父母被乱棍打死，我妹妹被凌辱，我被打断了腿。”顾旭东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，“我趴在自己家的血泊里，看着妹妹被人欺负，什么都做不了。”
章天昊的头微微动了一下。
“后来我被人救了，带到昆仑山上，养了半年伤，学了半年功夫。”顾旭东继续说，“现在我下山了，我要报仇，我要赚钱，我要创造一个没有人能欺负我和我的人的世界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到章天昊面前，低头看着他。
“我师父说，你能帮我。他说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他说你值得信任。”
他伸出手。
“跟我吧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章天昊抬起头，看着那只手。
那只手很年轻，骨节分明，掌心有厚厚的茧子——那是练刀磨出来的。手指修长而有力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疤，是练飞刀的时候被刀刃划伤的。
他看了很久。
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，“你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凭什么养我？”
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我有脑子。”顾旭东说，“我有十万美元，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非洲的朋友在等我。我现在需要的，是一个能打仗、能带队、能信任的人。”
他看着章天昊的眼睛：“你就是那个人。”
“你凭什么这么确定？”
“因为我师父看人从来不会错。”
章天昊沉默了很久。
房间里只有两个人的呼吸声，和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叫声。
然后，章天昊笑了。
这次的笑和之前不一样。不是自嘲的，不是苦涩的，而是一种……释然的、轻松的笑。像是一个溺水的人，在沉入水底的最后一刻，被人拉住了手。
他伸出手，握住了顾旭东的手。
那只手很大，骨节粗壮，掌心有厚厚的茧子——那是握枪磨出来的。手指粗糙，指甲断裂，手背上有一道很长的疤，从指一直延伸到腕关节。
两只手握在一起。
和顾旭东握于峰的手不同。于峰的手是冷的，像刀刃。章天昊的手是热的，像火。
“章天昊，”他说，“以后，跟你了。”
顾旭东握紧了他的手。
“叫我旭东就行。”
那天晚上，顾旭东请章天昊吃了一顿饭。
就在三元里村口的一家川菜馆，不大，五六张桌子，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菜单，字迹歪歪扭扭的。老板是四川人，说话嗓门大，炒菜的动作也大，锅铲在铁锅里翻飞，“哐哐”响。
章天昊点了四个菜——回锅肉、麻婆豆腐、水煮牛肉、酸辣土豆丝。他吃饭的样子很急，像是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了。筷子夹菜的速度很快，肉片和豆腐往嘴里送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嚼几下就咽。
“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”顾旭东给他倒了一杯水。
章天昊端起水杯，一口喝，放下杯子，继续吃。
吃了大半盘回锅肉之后，他的速度才慢下来。
“你多久没好好吃饭了？”顾旭东问。
“记不清了。”章天昊夹了一块水煮牛肉，“最近几个月，一天吃一顿，有时候两顿。方便面、馒头、白米饭就咸菜。能省就省。”
“你的钱呢？”
“没了。退伍之后，在拉面馆打工，一个月一千二。房租六百，剩下的吃饭、抽烟、喝酒，刚刚够。拉面馆关门之后，一直没找到工作。这几个月，靠借债过子。”
他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服：“这衣服还是两年前买的，一直没舍得换。”
顾旭东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吃住我包了。”
章天昊抬起头，看着他。
“我不是施舍你。”顾旭东说，“你是我的兄弟，我的人，我自然要管。”
章天昊没有说话。他低下头，继续吃饭。但顾旭东注意到，他的筷子在发抖。
吃完饭，两个人走在三元里的巷子里。夜已经深了，巷子里的灯很少，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，在湿的空气里发出微弱的光。
“旭东，”章天昊忽然开口，“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”
“先找个地方住下来。”顾旭东说，“然后想办法赚钱。你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门路？”
章天昊想了想：“我以前在兵团的时候，认识几个做军火生意的朋友。其中一个在非洲，叫烟鬼。听说他现在做大了，手里有不少货。”
顾旭东的脚步停了一下。
烟鬼。
于峰说过这个名字。
“你认识烟鬼？”
“见过几次。”章天昊说，“那家伙是个海盗，在索马里那边活动。人不坏，就是贪财。你要是能跟他搭上线，生意就好做了。”
顾旭东点了点头。
“疯子也在非洲。”他说，“他也是我的人。他在那边探路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们就过去。”
“疯子？”
“于峰。我小师叔。昆仑山下来的。他还有一个外号，叫疯神。”
章天昊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疯神？”他的声音里多了一丝兴奋，“世界手大赛的那个疯神？”
“对。”
“他是你小师叔？”
“对。”
章天昊沉默了。
他转头看着顾旭东，目光和之前完全不同了。不再是审视，不再是警惕，而是一种……惊讶，和某种说不清的期待。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他问。
顾旭东笑了。
“我就是我。”他说，“一个从临江市出来的穷小子。一个想在这个世界上，出一条血路的人。”
他抬头看了看天空。
广州的夜空看不见星星，只有一层厚厚的霾，把所有的光都挡住了。但顾旭东知道，星星在那里。在霾的上面，在云的上面，在一切污浊的东西的上面，星星还在亮着。
“走吧。”他说，“明天，我们开始。”
两个人并肩走在三元里的巷子里，脚步声在湿的空气中回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