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，陈逸飞是被一阵争吵声吵醒的。
不是父母之间的争吵——父母虽然经常拌嘴，但很少真吵。这阵争吵声是从院子外面传进来的，男人的声音，粗犷而愤怒，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。他听出来了，是邻居老王的声音，就是那个借给他七百块钱的退休工人。
另一个声音是父亲的。
陈逸飞翻身坐起来，套上衣服，快步走到院子里。院门半开着，门外站着几个人：老王，老王的儿子王建国，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陌生男人。父亲站在院门口，背对着他，身体绷得笔直，像一拉满的弓弦。
“老陈，我不是针对你儿子。”老王的声音很大，但语气里有一丝为难，“但这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。我那七百块钱，你儿子说好昨天还的，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。我问你，你儿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”
陈建国的声音很低，陈逸飞听不太清楚，但能感觉到他在压抑着什么。
他推开门，走出去。
“王叔，”他说，“钱我昨天下午就还了。您是不是记错了？”
老王转过头看着他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困惑，又从困惑变成了更深的愤怒。
“你还了？什么时候？还给谁了？”
“昨天下午两点多，我去您家，您不在，我给了您儿子。”陈逸飞指了指王建国，“建国哥在院子里，我亲手把钱给他的。七百块，整数。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王建国。
王建国二十七八岁，是个在建筑工地搬砖的壮汉，皮肤黝黑，膀大腰圆，但此刻他的脸色比石灰还白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“建国？”老王的声音冷了下来，“你跟我说实话。”
王建国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闷声说了一句：“爸，那钱……我拿去买彩票了。”
空气凝固了。
老王的脸色从白变红，又从红变紫，像一只正在充气的气球。他猛地抬起手，一巴掌扇在王建国脸上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在安静的巷子里回荡了好几秒。
“你个败家子！”老王的声音都变了调，“那是你老子借出去的钱！你拿去买彩票？你脑子被狗吃了？”
王建国捂着脸，一声不吭。
陈逸飞站在院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那七百块钱是他辛苦赚来的，是用来还债的，结果被王建国拿去买了彩票。彩票，那是比股市更不靠谱的东西，纯粹是概率游戏，十赌九输。
但这不是他该管的事。钱已经还了，责任已经转移了。王建国怎么花那笔钱，是他自己的事。
“王叔，”他说，“钱的事就这样吧。我跟您之间的账清了。建国哥那边，您自己处理。”
老王转过身看着他，脸上的怒气还没消，但眼神里有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——是歉意，也是感激。
“逸飞，”他说，“叔对不住你。这孩子不争气，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“没事。”陈逸飞笑了笑，“王叔，您别往心里去。”
老王拉着王建国走了。王建国低着头，像一只被拎着耳朵的兔子，踉踉跄跄地跟在父亲身后。他们的背影在巷子里越走越远，最后消失在拐角处。
陈逸飞转过身，准备回院子，却看见父亲还站在门口，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，不是失望，而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、复杂的、让他心里发毛的表情。
“进来。”陈建国说。
陈逸飞跟着他走进院子。王秀兰已经站在院子里了，手里还拿着锅铲，围裙上沾着面粉，脸上的表情是那种“暴风雨又要来了”的紧张。
陈建国在石凳上坐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抽出一，点上。他吸了一口，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，在清晨的阳光里慢慢散开。
“你昨天说，你跟老王借了七百块，还了？”他问。
“还了。”陈逸飞在他对面坐下来，“昨天下午去还的。老王不在家，给了他儿子。”
“你知不知道，借钱给人，一定要亲手还给本人？”陈建国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陈逸飞心里，“你把钱给了王建国，那个败家子拿去买了彩票。要是老王不认账，说没收到钱，你怎么办？”
“我——”
“你怎么办？”陈建国的声音大了起来，“你拿什么证明你还了？你有收据吗？有字条吗？有第三人在场吗？什么都没有！你凭什么相信王建国会把钱交给他爸？”
陈逸飞沉默了。
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在前世，他所有的交易都有记录，有合同，有发票，有法律保障。但在这个年代，在这个小城市，交易靠的是人情和信任，不是制度和契约。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——他把前世的经验套用在了这个时代，却没有考虑到这个时代的特殊性。
“爸，我——”
“你别叫我爸！”陈建国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再次被他带倒，哐当一声摔在地上，“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有多危险？你欠了三千块的外债，手里拿着四千多块的现金，满世界跑，连个基本的风险意识都没有！你以为赚钱那么容易？你以为这个社会会一直对你笑脸相迎？”
“爸，我知道——”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陈建国打断了他，声音大得像打雷，“你知道王建国是什么人？你知道他赌钱输了会做出什么事？你知道他要是起了歹心，你手里那四千多块还能保得住？”
王秀兰在旁边听不下去了，走过来拉住陈建国的胳膊：“老陈，你别说了，孩子还小——”
“还小？”陈建国甩开她的手，“十八了！还小？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进厂活养家了！他呢？他拿着几千块钱到处跑，连基本的防人之心都没有！”
陈逸飞站起来，看着父亲通红的眼睛、绷紧的腮帮子、微微发抖的双手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不是委屈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——他既理解父亲的担忧，又不认同父亲的方式。
“爸，”他说，声音很平静，“你说得对，我确实犯了错。我不应该把钱给王建国，应该亲手交给他爸。这个错我认。”
陈建国愣了一下。他大概没想到儿子会这么痛快地认错。
“但是，”陈逸飞话锋一转，“你说我没有风险意识，这不公平。我跑上海之前，把所有环节都算过了——车票多少钱，住宿多少钱，收购价多少，卖出价多少，来回几天，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。我不是在瞎搞，我是在做生意。”
“做生意？”陈建国的声音又高了起来，“你一个高中生，连营业执照都没有，连税务登记证都没有，你做什么生意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叫‘无证经营’？工商局的人抓到你要罚款的！”
“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，我已经在办了。”
陈建国再次愣住了。
“你什么时候办的？”
“上周。”陈逸飞说，“我去了工商局，了解了流程。需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经营场所证明、资金证明。身份证我去办了，下个月能拿到。经营场所我跟张伟在看，准备租城南农贸市场旁边的一间门面。资金证明我有银行存款——四千块，够不够？”
陈建国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他慢慢坐下来，重新点了一烟。手在发抖，烟头晃来晃去，点了几次才点着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烟雾从他的鼻腔和嘴角同时涌出来，像一台正在冒烟的机器。
王秀兰站在旁边，看看丈夫，又看看儿子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回了厨房。锅铲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哒哒哒，哒哒哒，像是在给这场争吵打节拍。
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。蝉鸣声从槐树上传来，一阵高过一阵，像永不停歇的水。那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蹲在墙角，用尾巴把自己围成一个毛茸茸的团，半眯着眼，对这个世界爱搭不理。
陈建国抽完了一烟，又点了一。他抽烟的速度比平时快了很多，一接一，像是在用烟雾把自己包裹起来，与这个世界隔开。
“你那个营业执照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沙哑，“你打算用谁的名字？”
“我的。”陈逸飞说。
“你才十八，没有经验，没有资历，工商局能批？”
“批不批是他们的事，申不申请是我的事。”陈逸飞说，“爸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你担心我做不好，担心我出事，担心我给咱们家丢脸。但我跟你保证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陈建国没有接话。他低着头，看着手里的烟头，烟灰已经很长了，摇摇欲坠。
“你那个笔记本，”他突然说，“我昨天晚上看完了。”
陈逸飞愣了一下。
“你写的那些东西，”陈建国的声音很低，低得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，“我看不太懂。但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心思。你不是在瞎搞，你是在认真做一件事。”
陈逸飞没有说话。
“但是，”陈建国抬起头，看着他，眼眶又红了，“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，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？”
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直直地捅进了陈逸飞的心里。
“我了二十年，一个月八十三块。”陈建国的声音在发抖，“你了二十天，一个月两千块。我——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”
“爸——”
“你让我说完。”陈建国抬手打断了他，“我这辈子没什么出息，在厂里被人挤兑，在家里抬不起头，连你的医药费都交不起。我一直以为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认命了。但是你——你不认命。你比我强。”
他的声音哽住了，停了一会儿，才继续说下去。
“我为你高兴。真的。我为你高兴。但是——”他用力地吸了一下鼻子，“但是我心里难受。你明白吗？我心里难受。”
陈逸飞站起来，走到父亲面前，蹲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睛。
“爸，”他说，“你在我心里，永远是我爸。不管我赚多少钱，不管我走多远，你都是我爸。这一点，永远不会变。”
陈建国看着他，看着儿子年轻的脸、坚定的眼神、微微弯起的嘴角。
他想说什么，但嘴唇哆嗦了几下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他伸出手，用力地握了一下陈逸飞的肩膀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转身走进了屋里。
门关上了。
陈逸飞蹲在院子里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看了很久。
王秀兰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站在他身后，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头顶上。那只手粗糙、温暖、微微发抖。
“你爸他就是嘴硬，”她的声音很轻，“他心里其实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陈逸飞站起来，转过身，看着母亲，“妈，我都知道。”
王秀兰看着他，眼眶红了，但没掉眼泪。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那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，擦了擦眼角，然后把手帕塞回口袋。
“吃饭吧。”她说，“饭要凉了。”
那天下午，陈逸飞没有出门。
他坐在院子里，把那本笔记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，把所有写得不清楚的地方重新整理了一遍，把所有的数字重新核算了一遍。他还写了一份“营业执照申请计划书”，把需要的材料、流程、时间节点一一列了出来。
身份证还要等一个月。经营场所还要再找。资金证明倒是好办，把银行存款单复印一份就行。但还有一个问题——他需要一份“经营场所租赁合同”。也就是说，他必须先租下那间门面，才能申请营业执照。
而租门面需要钱。
那间在城南农贸市场旁边的门面，月租三十块，但房东要求一次性付半年的租金，也就是一百八十块。加上水电押金、装修费用，至少要三百块。
三百块，他现在拿得出来。但他不想把钱花在这个上面——至少现在不想。他需要把钱用在刀刃上，用在能产生更多利润的地方，比如收购国库券。
他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个字：先拿执照，再租房。
但工商局要求必须有经营场所才能办执照。这是一个死循环。
他想了想，想到了一个办法：借用张伟的修车铺作为“经营场所”。修车铺虽然是个棚子，但好歹有一个地址，有一份租赁合同。只要张伟愿意帮忙，他就可以用那个地址注册个体户。
他合上笔记本，站起来，准备去找张伟。
刚走到院门口，就看见一个人从巷子那头走过来。是张伟。
张伟的脸色不太好，眉头皱成一个疙瘩，走路的速度比平时快了很多，像是被什么东西追着似的。他看见陈逸飞，招了招手，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。
“出事了。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印刷厂那边出问题了。”张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“今天早上我去收货，仓库管理员老赵跟我说，以后不能收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有人举报了。”张伟的表情很严肃，“说咱们收废纸的价格太高，扰乱了市场秩序。印刷厂领导知道了，下了命令，以后废纸边角料只能卖给指定的废品站，不能私下交易。”
陈逸飞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扰乱了市场秩序。这个罪名，在1989年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市场经济刚刚起步，计划经济还占主导地位，“扰乱市场秩序”可以轻描淡写地批评几句，也可以上纲上线地追究刑事责任。
“谁举报的？”他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张伟摇头，“但我想来想去，应该是那个废品站的人。咱们抢了他的生意，他不高兴，就去举报了。”
陈逸飞靠在院门上，双手在裤兜里，看着巷子对面的那堵墙，墙上的石灰已经剥落了大半，露出下面的红砖，红砖上长着一层青苔，绿油油的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
“伟哥，”他说，“废纸生意先停了吧。”
张伟愣了一下：“停了？咱们一天能赚三四十呢！”
“三四十太少了，不值得冒险。”陈逸飞说，“万一被定性为‘投机倒把’，咱们那点钱不够交罚款的。先把精力放在国库券上，那个利润更大，也更正规。”
“可是——”
“听我的。”陈逸飞看着他，“废纸生意不是长久之计，迟早要停。现在停，至少咱们赚了钱，没惹麻烦。再拖下去，麻烦找上门，想停都停不了了。”
张伟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
“行，听你的。”他说，“那我让小军和王磊明天不用来了。”
“给他们结清工资。”陈逸飞说，“每人多给十块，算是补偿。”
“好。”
张伟转身要走，陈逸飞叫住了他。
“伟哥，还有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你的修车铺，能不能借我注册个体户？”
张伟转过身，看着他，一脸困惑：“注册个体户？你要开什么店？”
“废品收购站。”陈逸飞说，“不，准确地说，是‘物资回收站’。用你修车铺的地址注册，经营范围写‘废旧物资回收’。这样以后咱们收国库券、收废品，都有合法的身份。”
张伟想了想，笑了：“行。反正我那修车铺也不值钱，你要用就用。”
“谢谢伟哥。”
“谢啥。”张伟摆了摆手，“咱们是兄弟，说谢就见外了。”
张伟走了之后，陈逸飞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阳光很好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但他的心是凉的。
废纸生意停了，少了一条现金流。王建国那件事虽然解决了，但给他敲了一个警钟——这个社会不是前世那个法治健全、契约完善的社会，很多在前世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在这个年代是行不通的。他必须学会用这个年代的方式做事，而不是把前世的经验生搬硬套。
他走回院子，在石凳上坐下来。
王秀兰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，放在他面前。
“喝了吧，降暑。”她说。
“谢谢妈。”
王秀兰在他对面坐下来，看着他喝绿豆汤。她的目光很温柔，温柔得让陈逸飞有些不敢直视。
“逸飞，”她说，“你爸今天说的那些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“妈，我没有。”
“你爸那个人，就是嘴硬心软。”王秀兰的声音很轻，“他心里比谁都希望你成功，但他不会说。他只会用那种——那种让人听了不舒服的方式表达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陈逸飞放下碗，“妈，我真的知道。”
王秀兰看着他，笑了笑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。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她站起来，“我去上班了。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“什么都行。”陈逸飞说，“您做什么我吃什么。”
王秀兰走进屋里，换上了工作服，拎着饭盒出来了。她走到院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陈逸飞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笑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
陈逸飞坐在院子里，把那碗绿豆汤喝完，站起来，回到屋里。
他需要冷静一下。
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，脑子里乱成一锅粥。
废纸生意停了。王建国那件事差点让他损失七百块。父亲跟他吵了一架，虽然最后没有真的决裂，但那种“边缘”的状态让他心里很不踏实。
他需要重新规划。
第一，尽快拿到营业执照。有了合法的身份，才能合法地做生意。不能再打擦边球了，这个年代的监管虽然松散，但一旦出事，后果很严重。
第二，开拓新的国库券收购渠道。不能再靠邻居和工友了，量太小，也不稳定。他要跟银行，通过银行柜台收购老百姓手里的国库券。这需要老周的帮助。
第三，控制风险。不能再像以前那样，手里拿着几千块现金到处跑。他需要在上海开一个银行账户，把赚到的钱存进去，每次只带必要的现金过去。他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，每一笔收支都要有记录，有凭证，有第三人在场。
第四，修复跟父亲的关系。不是“和解”——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矛盾，父亲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关心。他需要让父亲明白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不是一时冲动，不是投机取巧。
他坐起来，拿过笔记本，在上面写下了四个字：稳扎稳打。
不能再急了。急了就会犯错。他已经犯了一个错，不能再犯第二个。
他把笔记本放回枕头底下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。
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——父亲坐在院子里，低着头，说“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，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”。
他的眼眶突然有些发酸。
上辈子，他从来没有听过父亲说这种话。在他的记忆里，父亲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、不苟言笑、从不会表达感情的人。他以为父亲不需要他，以为父亲对他的一切都不在乎。直到父亲去世的那天，他站在病床前，看着父亲苍白的脸、紧闭的眼睛、裂的嘴唇，才突然意识到——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父亲。
这辈子，他不想再犯这个错。
他翻了个身，把脸埋在枕头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枕头上有阳光的味道，是母亲今天早上刚晒过的。
晚饭的时候，陈建国从房间里出来了。
他换了一件净的白衬衫，头发梳过了，脸上的胡茬也刮了，看起来精神了一些。但眼睛还是红的，眼袋还是很深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老了五岁。
他在饭桌前坐下来，看了一眼桌上的菜——红烧肉、炒青菜、西红柿蛋汤。红烧肉是王秀兰特意做的，用了一个下午，炖得软烂入味，肥而不腻。
“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？”他问。
王秀兰看了陈逸飞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陈逸飞端起饭碗，夹了一块红烧肉，放在父亲碗里。
“爸，吃肉。”
陈建国看着碗里那块红烧肉，看了几秒钟，然后夹起来，放进嘴里，慢慢地嚼。
“手艺越来越好了。”他说。
王秀兰笑了，眼角有泪光闪动。
那顿饭吃得很安静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筷子碰碗沿的声音、咀嚼食物的声音、偶尔的咳嗽声。但那种安静不是冷战，不是僵局，而是一种彼此都心知肚明的、不需要言语的和解。
吃完饭，陈建国放下碗，看着陈逸飞。
“你那个营业执照，”他说，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陈逸飞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需要。”他说，“爸，你认识工商局的人吗？”
“不认识。”陈建国说，“但我可以陪你一起去。有大人陪着，总比你一个人去好说话。”
“好。”
陈建国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转身要走，又停下来。
“你那个笔记本，”他说，“借我再看看。”
陈逸飞从枕头底下抽出笔记本，递给父亲。
陈建国接过笔记本，翻开第一页，看了几秒钟，然后合上，夹在腋下，走进了房间。
门关上了，但没有锁。
陈逸飞坐在院子里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意。
没有决裂。
至少，不是今天。
（第九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