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一个月，陈逸飞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，高速运转，不知疲倦。
废纸生意停了，但国库券的生意越做越大。他通过老周的关系，跟市工商银行达成了协议——银行柜台负责代收国库券，他负责收购，价格比银行兑付价高出百分之五。老百姓本来去银行兑付，一百块面值只能拿到七十五块，现在卖给他能拿到七十八块七毛五，多了三块七毛五。三块多钱在1989年不是小数目，够买五斤猪肉了。消息一传开，来卖国库券的人排起了长队。
一个月下来，他收了三百多张国库券，面值三万多块。跑了三趟上海，每一趟的净利润都在两千块以上。加上之前的积蓄，他的现金已经突破了一万块。
一万块。
1989年，一万元在这个三线城市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可以在市中心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，意味着可以开一家像样的店铺，意味着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攒十年的工资。
陈逸飞把钱分成了三份：五千块作为继续收购国库券的本金，三千块存进银行做备用金，两千块留在手里做常周转和家庭开支。
他把那两千块现金拿回家的时候，王秀兰正在院子里洗衣服。她看见儿子手里那一沓厚厚的钞票，手一抖，搓衣板掉进了盆里，溅了她一脸肥皂水。
“这……这多少钱？”她的声音有些发飘。
“两千。”陈逸飞把钱放在石桌上，“妈，这个月的家用。的医药费我已经交了，雨桐的学费我也交了。这两千块你拿着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”
王秀兰看着石桌上那沓钞票，像看着一堆烧得通红的炭。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，伸出去，又缩回来，反反复复了好几次，才终于颤颤巍巍地拿起了那沓钱。
“两千块？”她的声音还是发飘，“你一个月赚了两千块？”
“不止。”陈逸飞说，“这个月一共赚了八千多，扣除成本和周转资金，到手的大概五千。”
王秀兰的腿一软，坐在了小凳子上。她把那沓钱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，每一张都仔细地看，像是在辨认真伪。其实她知道这些钱是真的——她从银行取过钱，知道真钞的手感和气味。但她就是忍不住要看，要摸，要确认这一切不是在做梦。
“你爸知道吗？”她问。
“知道。”陈逸飞在她旁边蹲下来，“我跟他说了。他没说什么，就是让我小心点。”
王秀兰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把钱分成两摞，一摞多的，一摞少的。多的那摞她放进布钱包里，少的那摞她塞进陈逸飞手里。
“这五百你拿着，”她说，“出门在外，手里不能没钱。”
“妈，我还有——”
“拿着。”王秀兰的语气不容拒绝，“你赚再多，也是你的。妈不能花你的钱。”
“妈，你说什么呢？”陈逸飞皱起了眉头，“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我是你儿子，我赚钱给你花，天经地义。”
王秀兰的眼眶红了。她低下头，假装去捡掉在地上的肥皂，但陈逸飞看见她的手在发抖。
“妈这辈子，”她的声音很轻，“没想过能花上儿子的钱。”
陈逸飞鼻子一酸，伸手抱住了母亲。王秀兰的身体僵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地软下来，靠在他肩膀上，无声地流下了眼泪。
那只橘猫蹲在墙角，歪着头看着这对母子，喵了一声，像是在说：你们人类真奇怪，哭什么哭。
第二天是星期六，陈逸飞起了个大早。
他要去买一样东西。一样他答应了自己、答应了母亲的东西。
百货商店刚开门他就到了。八点半，商场里没什么人，几个售货员正在擦柜台、整理商品，看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走进来，都没怎么在意。
陈逸飞直奔三楼。女装部在最里面，他穿过服装区、鞋帽区、床上用品区，在一排挂着呢子大衣的货架前停下来。
冬天的款式已经上架了。深藏青、烟灰色、驼色、黑色，一排排挂在那里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。他一件一件地看过去，摸面料，看做工，比价格。
最贵的一件一百三十八块，纯羊毛的，手感柔软，做工精细，领口处绣着一朵小小的花。陈逸飞把它取下来，在镜子前比了比——太大了，不适合母亲瘦小的身材。
他继续看，一件一件地看。终于，在货架的最里面，他看见了一件深藏青色的中长款呢子大衣，小翻领，双排扣，腰身收得很好，适合瘦人穿。他翻出价格标签——九十六块。
就是这件了。
他拿着大衣走到收银台，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装钱的信封，抽出一张一百块的钞票，递给售货员。
“帮我包起来，要好看一点的包装纸。”
售货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烫着卷发，涂着红嘴唇，看起来精明能。她接过钞票，在验钞灯下照了照——1989年的一百块是最大的面额，假钞不多，但小心驶得万年船。验完真伪，她找了他四块钱，然后用一张粉红色的包装纸把大衣包起来，扎了一金色的丝带。
“送人的？”她问。
“送我妈。”陈逸飞说。
售货员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种“这孩子真孝顺”的赞许，然后又说：“你多大？”
“十八。”
“十八就知道给妈买大衣了？我家那小子，十八的时候就知道伸手要钱。”
陈逸飞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他拎着纸袋，转身下了楼。
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他又停住了。
缝纫机。
他在二楼的家电区找到了缝纫机。不是老式的那种脚踩的，是电动的——上海缝纫机厂生产的“蝴蝶牌”电动缝纫机，白色的机身，流线型的设计，看起来像一个精致的玩具。价格标签上的数字让他愣了一下——八百六十块。
八百六十块。比他预想的贵了不少。他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——加上大衣九十六块，已经九百五十六块了。他还想给父亲买一条好烟，给妹妹买一双新鞋，给买一些营养品。这么一算，一千块打不住。
但他没有犹豫。他把那个装钱的信封打开，从里面数出九张一百块的钞票，递给售货员。
“这台缝纫机，我要了。”
售货员是一个年轻姑娘，扎着马尾辫，看起来刚工作不久。她接过钞票的时候，手明显抖了一下——八百六十块，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一个售货员小半年的工资。
“你……你确定？”她问。
“确定。”陈逸飞点头，“能送货吗？”
“能。”售货员回过神来，“你把地址写一下，我们下午安排人送。”
陈逸飞在纸上写下了家属院的地址，又写下了家里的门牌号。售货员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机床厂家属院？我知道在哪儿。下午三点之前送到。”
“谢谢。”
陈逸飞拎着大衣纸袋走出百货商店，站在门口的台阶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九月底的风已经有了凉意，吹在脸上很舒服，不像夏天那样闷热湿。街上的行人比夏天多了，很多已经穿上了长袖衬衫和薄外套，行色匆匆，各自奔忙。
他骑上自行车，先去了趟菜市场，买了一条鱼、两斤排骨、一只鸡，还有一些蔬菜和水果。然后去了趟药店，给买了麦精、蜂王浆和几瓶补血的口服液。最后去了趟鞋店，给妹妹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运动鞋——她那双已经穿了一年多了，鞋底磨得都快平了。
大包小包地挂在自行车把手上，车筐里也塞满了，连后座上都绑了一个袋子。他骑着车，晃晃悠悠地往家走，一路上引来无数路人侧目。
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快中午了。
王秀兰正在厨房里做饭，听见动静探出头来，看见儿子大包小包地往院子里搬东西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皱起了眉头。
“你买这么多东西什么？”
“给你买的。”陈逸飞把那个粉红色的纸袋递给她，“妈，你先看这个。”
王秀兰接过纸袋，打开，把那件深藏青色的呢子大衣拿出来。她站在阳光下，双手举着大衣，看了很久。阳光照在深藏青的面料上，反射出柔和的光泽，像一汪平静的湖水。
她的眼眶红了。
“这……这得多少钱？”
“九十六。”陈逸飞说，“妈，你试一下，看合不合身。”
王秀兰把大衣披在身上，站在院子里的那面破镜子前——那面镜子是王秀兰的嫁妆，跟了她二十多年，镜面的水银已经斑驳了，照出来的人影模模糊糊的。但即使是在这样模糊的镜子里，也能看出那件大衣穿在她身上有多合适。深藏青色衬得她的皮肤白了一些，中长款的设计遮住了她有些弯曲的腰身，小翻领让她的脖子显得修长了。
她转了一个身，又转了一个身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。
“大了。”她说，“有点大。”
“不大。”陈逸飞走过去，帮她把领子翻好，“妈，你以前试衣服，总说大了。其实不是大了，是你习惯了穿小的。你太瘦了，穿大一点显得精神。”
王秀兰没有反驳。她站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穿着新大衣的样子，嘴角慢慢弯了起来。不是那种开心的笑，而是一种复杂的、混合了感动和心疼的表情。
“妈这辈子，”她说，“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。”
“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”陈逸飞说，“妈，你先别脱，等我一下。”
他又跑出去，从自行车后座上搬下那个最大的纸箱，放在院子中间。纸箱上用红色的大字印着“蝴蝶牌电动缝纫机”几个字，下面是一行小字：“上海缝纫机厂制造”。
王秀兰看着那个纸箱，嘴巴慢慢地张开了。
“这是——”
“缝纫机。”陈逸飞拆开纸箱，把白色的电动缝纫机搬出来，放在石桌上，“电动的，不用脚踩。妈，你以后不用再踩那个老古董了，腰也不会疼了。”
王秀兰一步一步地走过来，像走在云端上一样，脚步虚浮，整个人都是飘的。她伸出手，摸了摸缝纫机的机身，白色的烤漆光滑冰凉，摸上去像摸着一块玉。她又摸了摸针杆、压脚、线架，每一个部件都摸了一遍，像是在确认这不是幻觉。
“这得多少钱？”她的声音在发抖。
“八百六。”
王秀兰的手猛地缩了回去，像被烫了一下。
“八百六？”她的声音高了起来，“你花八百六给我买个缝纫机？你疯了？”
“妈——”
“你赚钱不容易！”王秀兰的声音又高了一度，“你天天起早贪黑地跑上海，坐硬座，住招待所，吃馒头就咸菜，好不容易赚了点钱，你就这么乱花？”
“这不是乱花。”陈逸飞的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定，“妈，你那个老缝纫机用了二十年，脚踩的，每次踩完你都腰疼。我小时候半夜醒来，经常听见你在隔壁房间捶腰。我问你疼不疼，你总说不疼。但我知道你疼。”
王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“你——”
“妈，”陈逸飞走过去，握住她的手，“你听我说。我赚钱不是为了存钱，是为了让咱们家过上好子。什么是好子？不是银行里有多少存款，是你不用再踩那台破缝纫机，是你不用再在菜市场为了几分钱跟人讨价还价，是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不用看价签。”
王秀兰哭出了声。不是那种嚎啕大哭，是无声的、压抑的、像是把二十年所有的委屈和心酸都哭出来的那种哭。她蹲下来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剧烈地抖动。
陈逸飞蹲在她旁边，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，没有说话。
那只橘猫又蹲在墙角，歪着头看着这一幕，喵了一声，像是在说：你们人类今天怎么哭了两回了。
陈建国回来的时候，看见院子里摆着一台崭新的缝纫机，王秀兰穿着一件他没见过的呢子大衣，石桌上堆满了大包小包，陈逸飞正在厨房里忙活。
他站在院门口，愣了好几秒钟，然后慢慢地走进来，把饭盒放在石桌上，在石凳上坐下来。
“今天什么子？”他问。
“没什么子。”陈逸飞从厨房探出头来，“就是赚了点钱，给妈买了点东西。”
陈建国看了看那台缝纫机，又看了看王秀兰身上的大衣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。
“多少钱？”他问。
“缝纫机八百六，大衣九十六。”陈逸飞说，“还买了些别的，总共一千出头。”
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大前门，抽出一，点上。他吸了一口，烟雾在午后的阳光里慢慢散开。
“你妈那台老缝纫机，”他说，“是咱们结婚的时候买的，一百二十块，借了三个月的工资。你妈踩了二十年，给全家做衣服，给邻居改裤子，一块五毛地赚，一分一分地攒。那台机器，比你和都听话。”
王秀兰站在旁边，低着头，还在抹眼泪。
“爸，”陈逸飞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锅铲，“我也给你买了东西。”
他从石桌上的袋子里拿出一条烟——不是大前门，是红塔山，十二块钱一条，比大前门贵一倍。他把烟递给父亲，陈建国接过去，看了一眼，放在石桌上。
“我抽大前门抽惯了，”他说，“红塔山抽不惯。”
“那就慢慢习惯。”陈逸飞说。
陈建国没有再说话。他把那包大前门收起来，拆开红塔山，抽出一，点上。他吸了一口，吐出一口烟雾，品了品。
“还行。”他说。
王秀兰破涕为笑。
下午三点，送货的车准时到了。
一辆绿色的三轮车，车斗里装着那台缝纫机，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。两个工人把缝纫机搬进院子，放在王秀兰指定的位置——靠窗的地方，光线好，不占地方。
工人走了之后，王秀兰坐在新缝纫机前，踩了一下踏板。电动缝纫机发出嗡嗡的声音，针杆上下跳动，比老式的快多了，也安静多了。她试着缝了一条线，针脚均匀细密，像用尺子量过一样。
“真好用。”她说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孩子般的惊喜。
陈逸飞站在她身后，看着母亲弯着腰、低着头、专注地摆弄那台缝纫机的样子，突然想起了一个画面。
前世，母亲去世的那年，他回去整理遗物，在柜子里发现了那台老式缝纫机。缝纫机上落满了灰，踏板上的皮带已经断了，针杆也锈了。他站在缝纫机前，站了很久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他连摸都没摸一下。
这辈子不会了。
晚饭的时候，陈雨桐从学校回来了。
她看见院子里的新缝纫机，看见母亲身上的新大衣，看见石桌上的大包小包，嘴巴张成了一个大大的O型。
“哥，你中彩票了？”
“比中彩票靠谱。”陈逸飞把那双白色的回力运动鞋递给她，“给你的。”
陈雨桐接过鞋盒，打开，看见里面那双崭新的白色运动鞋，眼睛一下子亮了。她蹲下来，当场就把脚上的旧鞋脱了，把新鞋穿上，在院子里跑了两圈。
“正好！”她兴奋地喊，“哥，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码的？”
“我猜的。”
陈雨桐跑过来，一把抱住他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这在以前的陈雨桐是绝对不会做的事——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很好，但从来不表达，更不会有什么亲昵的举动。
陈逸飞被这一口亲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脸微微发红，但嘴角的笑怎么都压不住。
“行了行了，”他推开妹妹，“快去洗手吃饭，我做了红烧排骨。”
“你做的？”陈雨桐瞪大了眼睛，“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了？”
“最近学的。”
陈雨桐又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种“你是不是被人掉包了”的困惑，但她没有多问，跑去洗手了。
那顿晚饭，是陈逸飞重生以来吃得最踏实的一顿。
红烧排骨炖了一个下午，骨头都酥了，肉一碰就掉，入口即化。清蒸鱼火候刚好，肉质鲜嫩，没有一丝腥味。鸡汤是用砂锅慢慢炖的，加了红枣和枸杞，汤色金黄，香气扑鼻。
陈建国吃了三碗饭，比平时多了一碗。王秀兰吃得很慢，每一样菜都细细地嚼，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食物。陈雨桐吃得最欢，筷子不停地伸向那盘红烧排骨，连骨头都啃得净净。
吃完饭，陈雨桐主动去洗碗了。王秀兰坐在新缝纫机前，又开始缝东西。陈建国坐在院子里，抽着陈逸飞给他买的红塔山，看着天上的星星。
陈逸飞端着一杯茶，坐在父亲旁边。
“爸，”他说，“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想给转院。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条件比镇上卫生院好得多，我联系好了，下周一就转。”
陈建国抽烟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要多少钱？”他问。
“押金一千，后面的费用看情况。但不管多少，我来出。”
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把烟掐灭在石桌上。
“你的病，”他的声音很低，“治不好了。刘医生跟我说过，晚期了，转院也只是拖时间。”
“那就拖。”陈逸飞说，“能拖一天是一天。这辈子没享过福，至少让她走的时候，不那么痛苦。”
陈建国转过头，看着儿子。月光下，儿子的脸很年轻，但眼神很老，老得不像一个十八岁的少年。
“你像你妈。”陈建国说，“心软。”
“我也像你。”陈逸飞说，“嘴硬。”
陈建国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不是那种敷衍的笑，是真的笑了。陈逸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父亲笑了。上一次，大概还是妹妹考上高中的时候，父亲在饭桌上喝了两杯酒，笑着说“我闺女有出息”。然后就再也没有笑过了。
“行。”陈建国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“转就转吧。钱的事，你看着办。”
他转身走进屋里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。
“你妈那台缝纫机，”他说，“买得好。”
门关上了。
陈逸飞坐在院子里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笑了。
那天晚上，陈逸飞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不是失眠，是兴奋。是一种踏实而笃定的兴奋，不是那种躁动的、急切的、让人坐立不安的兴奋。
他把手枕在脑后，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。那些裂纹还在，但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触目惊心，反而有了一种岁月沉淀的美感。
他想起了母亲穿上新大衣的样子，想起了她坐在新缝纫机前的背影，想起了她哭红的眼眶、颤抖的双手、那一声“真好用”。
他想起了父亲抽红塔山的样子，想起了他说“买得好”时的语气，想起了他那个久违的笑容。
他想起了妹妹穿上新鞋子在院子里跑圈的兴奋劲儿，想起了她亲他那一口的温暖触感。
他想起了。还在镇上的卫生院里躺着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但下周一，他就要把她转到市里最好的医院，让她住上净明亮的病房，吃上营养可口的饭菜，用上最好的药。
这辈子，他不会再让任何一个家人受苦。
他翻过身，从枕头底下抽出笔记本，翻到最新的一页。上面写着他这个月的收入支出明细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。
在最后一行，他写下了一句话：“1989年9月30，给妈买了缝纫机和大衣，给爸买了烟，给妹买了鞋，给办了转院。花费总计一千二百三十八元。这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笔钱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，放回枕头底下，关了灯。
黑暗中，他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缝纫机的声音——不是老式的那种脚踩的哒哒声，而是电动的嗡嗡声，像一只蜜蜂在花丛中飞舞，安静而温柔。
母亲还在缝东西。
他在黑暗中笑了一下，闭上眼睛。
妈，你慢慢缝。
这辈子，你不用再为钱发愁了。
（第十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