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介
都市日常小说《重生1989！好日子我来了！》是最近很多书迷都在追读的热门作品，小说以主人公陈逸飞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展开，快乐的加菲你好这位作者大大已经卖力更新了223626字的内容，本书目前处于连载状态之中，喜欢看都市日常类型小说的书虫们赶紧冲冲冲！
重生1989！好日子我来了！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陈逸飞给母亲买的那件大衣，花了八十七块钱。
是南京路上的一家百货商店，三楼的女装部，一件深藏青色的呢子大衣，中长款，双排扣，领子是那种小翻领，看起来简洁大方。王秀兰三年前就在商场里看过这件大衣——当然不是同一件，是同一款。那时候标价九十六块，她试了三次，每次都在镜子前站很久，左看右看，最后都脱下来，说“有点大，不合适”。
陈逸飞记得很清楚。那三年里，母亲每次路过那家商场都要进去看看那件大衣还在不在。后来大衣卖掉了，她又看上了另一款，更贵，一百二十多，她连试都没试过。
现在这件八十七块，比三年前那件还便宜九块，因为款式不是最新款了，商场在打折处理。陈逸飞让售货员包好，装在一个纸袋里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蛇皮袋的最底层，上面用衣服和书盖住。
“你不给你爸买点啥？”张伟在旁边问。
陈逸飞想了想，给父亲买了一条烟，大前门的，一条十二块。又给妹妹买了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，十五块。还给买了两罐麦精，八块。
加上来回车票、住宿、吃饭，这一趟的总花费控制在一百五十块以内。赚了七百一十五块，净剩五百六十五块——如果他没算错的话。
回程的火车上，陈逸飞把那笔账翻来覆去地算了七八遍，终于算清楚了。
他从老家带来的本金是两千三百块。收购那五十张国库券，实际支付了三千块——其中两千三百块是他和张伟的现金，另外七百块是他临时跟一个邻居借的，说好了回来就还。所以他的实际现金支出是三千块，不是七千五。那四千五的“欠款”是赊账，不是现金支出。
卖出国库券的收入是四千四百二十块。减去现金支出三千块，再减去交通住宿费一百四十八块，净利润是一千二百七十二块。
一千二百七十二块。
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数字，重重地画了一个圈。
加上手里剩下的现金——卖出国库券的收入四千四百二十块，减去还给邻居的七百块，再减去要还给张伟的两千块——不对，张伟那两千块不是借的，是。张伟是他的合伙人，不是债主。那两千块是张伟的出资，赚了钱要分红的。
“伟哥，”他合上笔记本，转头看着正在啃烧饼的张伟，“这一趟赚了一千二百七十二块。咱们对半分，你六百三十六，我六百三十六。”
张伟嘴里含着烧饼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不用对半分，你出脑子，我出力气，你拿大头，我拿小头。”
“那不行。”陈逸飞摇头，“没有你那两千块，我连票都买不起。对半分，公平。”
张伟嚼了两口烧饼，咽下去，认真地看着他：“你这个人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讲公平。做生意哪有绝对公平的？你出的力比我多十倍，拿一样的钱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”
“那这样，”陈逸飞想了想，“我拿七百，你拿五百七十二。剩下的，留作下次的本金。”
“行。”张伟痛快地答应了，又咬了一口烧饼。
火车咣当咣当地开着，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汁，偶尔经过一个小站，昏黄的站台灯光从窗外扫进来，在车厢里投下一片短暂的光明，然后又归于黑暗。
陈逸飞靠在座位上，闭着眼睛，脑子里已经开始规划下一次的上海之行。
五十张国库券，一千二百七十二块利润。如果下次带一百张呢？两百张呢？利润就能翻倍，再翻倍。但问题是，他哪里去收那么多国库券？邻居和父亲的工友手里就那么点，收完了就没有了。
他需要开拓新的收购渠道。
他突然想起了一个地方——银行。
银行柜台是国库券兑付的官方渠道。老百姓拿着国库券去银行兑付，银行按面值的一定比例给钱。但如果他能跟银行谈好，以略高于银行兑付价的价格收购老百姓手里的国库券，那他就能拿到大量的货源。
这个想法一冒出来，就再也按不下去了。
但问题是，银行凭什么跟他？他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，跑到银行行长面前说“我要收购国库券”，人家不把他轰出来才怪。
除非——有人帮他说话。
老周。
老周在人民银行工作，跟各个专业银行的行长都很熟。如果他愿意帮忙牵线搭桥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
陈逸飞在笔记本上写下了“老周”两个字，在后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火车到达老家的时候，是早上六点四十。
天刚蒙蒙亮，车站广场上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卖早点的小贩推着车在吆喝。陈逸飞和张伟拎着蛇皮袋走出车站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熟悉的空气——煤烟味，尘土味，还有早点摊上的豆浆油条味。
“终于回来了。”张伟伸了个懒腰，“这三天比我修一个月车还累。”
“你先回去休息。”陈逸飞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下午我去找你，把账算清楚。”
“行。”张伟拎着蛇皮袋，骑上他那辆停在车站寄存处的三轮车，突突突地走了。
陈逸飞没有直接回家。他先去了邻居老王家，把借的七百块钱还了。老王是个退休工人，在院子里养鸽子，平时话不多，但人很好。他接过钱，数都没数，就塞进了口袋里。
“你那个生意，做得咋样？”老王问。
“还行。”陈逸飞笑了笑，“谢谢您王叔，等我赚了大钱，请您喝酒。”
“行，我等着。”老王也笑了。
然后他又去了父亲工友老李家，把赊账的钱结了。老李是陈建国在机床厂的同事，跟父亲关系不错，性格也差不多——耿直，嘴笨，但心眼好。他接过钱，看了一眼陈逸飞，欲言又止。
“怎么了李叔？”陈逸飞问。
“你爸知不知道你做这个？”老李的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不知道。”
“那你小心点。”老李把钱装进口袋，“你爸那个人，脾气犟，知道了非跟你急不可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陈逸飞点头，“谢谢李叔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他一直在想老李的话。父亲知道了会怎么样？大发雷霆？跟他断绝关系？还是——其实已经知道了？
他推开院门的时候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父亲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面前放着一杯茶，茶叶已经泡得没颜色了，说明他坐了很长时间。他没有看报纸，没有抽烟，就那么坐着，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眼睛盯着地面，像一尊雕像。
王秀兰站在厨房门口，围裙上还沾着面粉，手里拿着一个勺子，脸上的表情是那种“暴风雨即将来临”的紧张。
陈逸飞走进院子，把蛇皮袋放在地上，叫了一声：“爸。”
陈建国没有抬头。
“爸。”他又叫了一声。
陈建国慢慢抬起头，看着他。那双眼睛里有血丝，眼袋很深，像是一夜没睡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平静得不像他——他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他平时有火就发，有气就撒，从来不会把情绪压在心底。
这种平静，比发火更可怕。
“你过来。”陈建国说。
陈逸飞走过去，在他面前站定。
“坐下。”
陈逸飞在他对面的石凳上坐下来。
父子俩隔着石桌，面对面，谁也不说话。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上，蝉叫得正欢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是在给这场沉默配乐。那只橘色的猫蜷在墙角，半眯着眼，对这一切漠不关心。
“你去上海了？”陈建国终于开口了。
“去了。”
“去什么？”
“做生意。”
“做什么生意？”
陈逸飞沉默了两秒钟，然后说：“倒腾国库券。”
陈建国的眼睛眯了一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。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像是在组织语言，又像是在压抑怒火。
“国库券。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味，“你一个高中生，去倒腾国库券？”
“爸——”
“你别叫我爸。”陈建国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，像一堵墙倒塌了一样，“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吗？你跟你妈借钱，跟邻居借钱，跟你李叔赊账，你问过我吗？你跟我商量过吗？”
“我——”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没用？是不是觉得我一个月八十三块钱养不活这个家？所以你才要去做这些歪门邪道？”
“这不是歪门邪道。”陈逸飞的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定。
“不是歪门邪道？”陈建国站起来，椅子被他带倒了，哐当一声摔在地上，“倒腾国库券，就是投机倒把！国家政策明令禁止的！你知不知道被抓到了要坐牢的？”
“国家没有禁止国库券交易。”陈逸飞也站了起来，跟父亲对视，“1988年，国家批准了部分城市开展国库券转让业务试点，上海就是试点城市之一。我做的不是投机倒把，是合法的套利交易。”
“你——”陈建国被他这一番话说得愣住了。
他没想到儿子会说出“试点”“转让业务”“套利交易”这些词。这些词不像是一个高中生会说的，更像是从什么文件或者书本上搬下来的。
“你从哪学来的这些？”他的声音低了一些，但怒火还在。
“书上。”陈逸飞从口袋里掏出那本《市场的运作》，放在石桌上，“还有这本，《市场学概论》，《经济法基础》。我都看完了。”
陈建国看着那三本书，看了很久。他拿起那本《市场的运作》，翻了翻，又放下。他的手指微微发抖，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。
“你看了几本书，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？”他的声音有些发颤，“你知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复杂？你知不知道人心有多险恶？你一个十八岁的孩子，跑到上海那种地方去，万一被人骗了怎么办？万一被偷了怎么办？万一——”
他的声音突然哽住了。
他没有说下去。
陈逸飞看着他，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、通红的眼睛、微微颤抖的嘴唇，突然什么都明白了。
父亲不是反对他做生意。父亲是怕。
怕他出事，怕他受骗，怕他被抓，怕他——像自己一样，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城市里，一事无成。
父亲所有的怒火，所有的反对，所有的“不”，翻译过来只有一个字——怕。
“爸，”陈逸飞的声音软了下来，“我知道你担心我。但我不是小孩子了。我十八了，我可以为自己做的事负责。”
“你负什么责？”陈建国的声音又大了起来，“你拿什么负责？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你负什么责？”
“我能养活自己。”陈逸飞从蛇皮袋里拿出那个装钱的信封，放在石桌上，“这是这一趟赚的，七百块。加上之前废纸生意赚的，这个月一共赚了将近两千块。爸，你一个月八十三块，我一个月两千块。你说我能不能养活自己？”
陈建国看着那个信封，像看着一颗炸弹。
他没有伸手去拿，甚至没有靠近它。他只是那么看着，眼神里有震惊，有困惑，有难以置信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——失落。
他的儿子，一个月赚了两千块。而他，一个月八十三块，了二十年。
“你——你赚了两千块？”他的声音有些发飘。
“对。”陈逸飞把信封推到他面前，“爸，你数数。”
陈建国没有数。他慢慢地坐下来，坐在那把被自己带倒的椅子上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，看着地上的蚂蚁。
王秀兰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那个勺子。她看了看陈逸飞，又看了看陈建国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又回了厨房。
院子里安静极了。蝉也不叫了，橘猫也跑了，只有风吹过槐树叶子的沙沙声，像是有人在耳边低语。
陈建国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风化了的石像。
陈逸飞站在他面前，等着他开口。
过了很久，很久，陈建国终于开口了。他的声音很低，低得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。
“你的医药费，这个月还没交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陈逸飞说，“我今天下午就去交。”
“妹下学期的学费，还差五十。”
“我来出。”
“腰疼，一直拖着没去看医生——”
“下周我带她去医院。”
陈建国抬起头，看着儿子。他的眼眶红了，但没有掉眼泪。他不会掉眼泪。他这辈子都不会在儿子面前掉眼泪。
“你——你哪来这么多钱？”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“赚的。”陈逸飞说，“爸，我会赚越来越多的钱。以后这个家，你不用心了。”
陈建国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转身走进了屋里。
门关上了。
陈逸飞站在院子里，听见屋里传来父亲的脚步声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走回这头。然后是床板吱呀的声音，然后是沉默。
王秀兰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站在他身边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。
“你爸他——”她顿了顿，“他不是生你的气。他是生自己的气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陈逸飞说。
“他知道你做生意的事，不是别人告诉他的。”王秀兰的声音很轻，“是他自己发现的。你走了之后，他翻你房间了。”
陈逸飞愣了一下。
“他翻到你那个笔记本了。”王秀兰说，“上面写着什么‘国库券套利测算’，什么‘价差十五到二十块’，什么‘上海买入价八十八块五’。他看了很久，一句话都没说。然后他就坐在院子里，一直坐到天亮。”
陈逸飞没有说话。
“他是在想，”王秀兰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他了二十年，不如儿子二十天。他心里难受。”
陈逸飞低下头，看着地上那只蚂蚁，正在搬一粒比它身体大三倍的面包屑。
“妈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是为了比他强才做这些事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王秀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那只粗糙的、布满老茧的手，“你爸也知道。他只是需要时间。”
那天下午，陈逸飞去了医院，把的医药费交了。一千二百块，欠了三个月的，一次性结清。
住在镇上的卫生院，一间不大的病房，四张床，睡在最里面那张。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颧骨高高地突出，眼窝深陷，头发全白了，稀稀疏疏地贴在头皮上。她闭着眼睛，嘴唇微微翕动，不知道在说什么，还是在做梦。
陈逸飞在床边坐了很久，握着的手。那只手冰凉冰凉的，骨节粗大，皮肤像老树皮一样粗糙，但很轻，轻得像一片枯叶。
“，”他轻声说，“我是逸飞。我来看你了。”
没有反应。
他坐了一会儿，把她的手轻轻地放回被子里，站起来，走出了病房。
在走廊里，他碰见了主治医生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，姓刘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表情严肃。
“刘医生，”他走过去，“我的病情怎么样了？”
刘医生看了他一眼，翻了一下手里的病历：“你是病人的——”
“孙子。”
“你家里的大人呢？”
“我爸——他有事来不了。您跟我说就行。”
刘医生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：“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。胃癌晚期，已经扩散了。我们现在做的只是对症治疗，减轻她的痛苦。至于能撑多久——不好说。可能三个月，可能半年。”
陈逸飞点了点头。
他早就知道了。前世就是这一年的冬天走的。十一月，还没到冬至。他记得那天很冷，风很大，他放学回家，看见父亲坐在院子里哭——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见父亲哭。
“刘医生，”他说，“我想把转到市里的医院。”
刘医生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种“你知道那要花多少钱吗”的意味，但嘴上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：“我可以帮你开转院证明。”
“谢谢。”
从医院出来，陈逸飞站在门口，仰头看着天空。天很蓝，云很白，太阳很大，但他的心很沉。
三个月。最多半年。
他要在走之前，让她看见——这个家，好起来了。
那天晚上，陈逸飞坐在院子里，把那本《市场的运作》又翻了一遍。
不是为了学东西，是为了让自己静下来。
父亲关在房间里一下午没出来，晚饭也没吃。王秀兰把饭端到门口，敲了敲门，里面没有回应。她把饭放在门口的地上，转身走了。
陈逸飞知道，父亲需要时间。一个当了二十年的父亲，突然发现儿子比自己强得多，这种心理落差不是一下午就能消化得了的。
他想起了一句话，是前世一个朋友说的：父亲最难的时刻，不是他老了，你大了，而是他发现，他已经教不了你了。
陈建国现在就处在这个时刻。
他不是生气，不是失望，不是反对。他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个“不需要他保护”的儿子。
月亮升起来了，又大又圆，挂在槐树的枝头，把整个院子照得亮堂堂的。那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蹲在墙角，用舌头舔自己的爪子，舔得很认真，好像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。
陈逸飞合上书，站起来，走到父亲房间门口。
那碗饭还放在地上，已经凉了。他端起来，敲了敲门。
“爸，饭凉了，我给你热热。”
里面没有声音。
他等了一会儿，正要转身，门开了。
陈建国站在门口，眼眶还是红的，但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愤怒了，也不是失落，而是一种很复杂的、他读不懂的东西。
“进来。”陈建国说。
陈逸飞端着碗走了进去。
房间里很暗，窗帘拉着，只有床头柜上一盏台灯亮着，昏黄的光照在墙上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旁边放着那本笔记本——陈逸飞的笔记本。
“你写的？”陈建国指了指那个笔记本。
“嗯。”
“都是你自己想的？”
“不全是。”陈逸飞在床沿上坐下来，“有些是从书上看来的，有些是自己琢磨的。”
陈建国在他对面坐下来，拿起那个笔记本，一页一页地翻。他翻得很慢，每一页都看很久，像是在读一本很深奥的书。
“这个，”他指着一页上的数字，“你写的‘价差十五到二十块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就是上海的价格减去我们这边的价格。”陈逸飞说，“比如一张一百块的国库券，我们这边银行只给七十到七十五，但上海能卖到八十五到九十。中间的差价，就是我们赚的。”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
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，把笔记本放下，从床头柜上拿起那包大前门，抽出一，点上。他吸了一口，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慢慢散开。
“你跟你妈借了多少钱？”他问。
“五百。”
“跟老王呢？”
“七百。”
“跟你李叔赊了多少？”
“赊了四千五的货，还了一部分，还欠三千。”
陈建国又吸了一口烟，这次吸得很深，烟头的火光猛地亮了一下，然后又暗下去。
“你欠了这么多钱，不怕还不上？”
“不怕。”陈逸飞说，“因为我能赚回来。”
“凭什么？”
“凭我知道国库券的价格会涨，凭我知道上海和老家的价差会扩大，凭我知道怎么做才能赚到最多的钱。”
陈建国看着他，目光里有审视，有怀疑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——也许是骄傲，也许是别的什么。
“你这些‘知道’，都是从哪来的？”
“书上。”陈逸飞说，“还有——我自己想的。”
陈建国没有追问。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。月光从窗户涌进来，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像一层薄薄的霜。
“你的医药费，交了吗？”
“交了。一千二，欠了三个月的，一次性结清了。”
陈建国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。
“下周我准备把转到市里的医院。”陈逸飞说，“刘医生说，转院对病情有帮助。”
陈建国没有说话。他站在窗前，背对着陈逸飞，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一直延伸到陈逸飞的脚边。
“你长大了。”他最终说。
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自言自语。
陈逸飞站起来，走到父亲身后。
“爸，”他说，“我还是你儿子。不管我赚多少钱，都是你儿子。”
陈建国转过身，看着他。
月光下，父子俩面对面站着，谁也不说话。
然后陈建国伸出手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没有拥抱，没有眼泪，没有“我为你骄傲”之类的话。只是拍了拍肩膀，像以前很多次一样——他考了好成绩，他拿了奖状，他做了一件让父亲满意的事——都是这个动作。
但这一次，这个拍肩膀的动作，包含了太多以前没有的东西。
有认可，有释然，有一个父亲终于承认儿子已经长大的无奈和欣慰。
“吃饭吧。”陈建国说，“饭凉了，我去热热。”
“我来。”陈逸飞端起那碗凉了的饭，转身走出房间。
身后，父亲的声音传来：“明天，你把那个笔记本给我看看。我也学学。”
陈逸飞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好。”
（第八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