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介
男频衍生小说千千万，但《重生祁同伟，这次我要站着赢》绝对排得上号！农村卖报小行家塑造的祁同伟令人难忘，处于连载状态中已写159327字，这本精品小说绝对让你欲罢不能，这本精品小说绝对不容错过。
重生祁同伟，这次我要站着赢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十一月的汉东，天气骤然转冷。一场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寒，在一夜之间把整个省城的温度拉低了将近十度。校园里的梧桐树被北风薅光了最后几片叶子，光秃秃的枝丫戳向铅灰色的天空，像是无数只瘦骨嶙峋的手。学生们都换上了厚棉袄，走在路上缩着脖子，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冷风里一转眼就散了。
祁同伟穿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，是陈岩石寄给陈海的——寄了两件，陈海自己留了一件，另一件塞给了祁同伟。“我爸说了，岩台山的老乡扛冻，但不代表冻不死。”陈海把大衣扔给他的时候，说了这么一句不伦不类的话，然后自己先笑了。祁同伟也笑了。他穿上那件大衣，袖口长了一截，他把袖子卷了两圈，露出一截海魂衫的条纹。大衣上有樟脑丸的味道，还有一些洗不掉的旧渍，但厚实，暖和，挡风。
奖学金的事在系里闹得沸沸扬扬。公示栏前每天都有学生在议论，有人替祁同伟抱不平，也有人幸灾乐祸。政法系的学生会主席，一个大四的学长，甚至在系里的学生代表会上提了一嘴，问能不能公示行评定的具体扣分项。系办的答复是：“行评定由任课教师综合考量，属于正常教学管理范畴，不予公示细节。”
这个答复一出来，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任课教师——梁璐。综合考量——想怎么扣就怎么扣。不予公示——你能拿我怎么样？
陈海气得在宿舍里骂了十分钟，连侯亮平都难得地没有反驳他。侯亮平坐在自己床上，手里翻着一本《法学研究》，半天没翻一页。最后他把书一合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事儿不地道。”就这一句话，已经是侯亮平能给出的最大限度的同情了。祁同伟倒没什么反应。他照常上课，照常去图书馆，照常吃他那两顿饭。只是在路过公示栏的时候，他会停下来看一眼那张盖着系办红章的公告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然后转身走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他知道梁璐在等什么。她在等他去找她，去求她，去低头。前世他确实去了，带着一兜子水果，站在梁璐办公室门口敲了半天门。梁璐让他进去了，收了东西，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，最后奖学金还是没给他。那次他从办公室出来，在走廊里站了很久，第一次觉得自己活得像条狗。
梁璐要的不是东西，要的是姿态——你弯了腰，她才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。他不会再给她这个机会了。
省政协礼堂坐落在省委大院东侧，是一栋五十年代建成的苏式建筑，灰白色的外墙，高大的廊柱，正门上方挂着国徽，两侧是长长的台阶。祁同伟到的时候，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黑色轿车，有省委的，有省政府的，还有几辆挂着军队牌照的。几个穿中山装的秘书模样的人在台阶上抽烟聊天，看见他走过来，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下，大概判断出这是个学生，便不再理会。
他把入场函递给门口的工作人员，对方核对了一下名单，抬起眼皮看了看他：“政法系的？”“是。”“进去吧，后排旁听席，别往前坐。”语气是不加掩饰的轻慢。祁同伟没说话，点了点头，走了进去。礼堂里面很大，穹顶很高，上面挂着一排枝形吊灯，散发着暖黄色的光。主席台上铺着深红色的绒布，摆着一排名牌和麦克风。台下是一排排带小桌板的座椅，前几排已经坐了不少人，大多是中年男人，穿着深色中山装或呢子大衣，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。有人端着搪瓷茶杯，有人在本子上写着什么，气氛是那种典型的体制内会议的做派——表面松弛，暗藏机锋。
祁同伟在最后一排靠边的位置坐下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。他没有东张西望，也没有试图跟任何人搭话，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等待会议开始。
大约过了十分钟，主席台上的人陆续入座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者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步伐不快但很稳。主持人介绍他是省政法委的孟副书记——正是辩论赛那天坐在评委席上的孟怀远。跟在他身后的，一个是省高级法院的副院长，一个是省司法厅的厅长，还有两个是省里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。最后入座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中等身材，穿着深灰色中山装，笑容温和。高育良。
祁同伟的目光在孟怀远身上停了一下。辩论赛那天，他就注意到了这位老者的眼神——不张扬，但洞察；不咄咄人，却让人不敢轻视。前世的孟怀远，在八十年代末调到了中央，后来在最高法到了副院长，是政法系统里少有的、以“实”闻名的技术型官员。他比高育良高好几个段位。高育良是谋士，孟怀远是帅才。
主持人简短开场后，座谈会进入正题。第一个发言的是省司法厅的厅长，讲的是一年来全省法治建设的基本情况，大段的数据和官话套话，台下的人或点头或闭眼，气氛沉闷。第二个发言的是省高院的副院长，稍微有了点货，提到了几个经济典型案例，但措辞谨慎，说到敏感处就用一句“在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下”带过去。第三个发言的是省里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个副主任，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：“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很多乱象，比如合同欺诈、债务，从子上看，不只是法律执行的问题，更是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配套没跟上。我们的法治建设要跟经济建设同步走，甚至要走在前面一点，不然就要拖后腿。”
这个调子跟祁同伟在辩论赛上的“刚需论”不谋而合。他低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。高育良发言的时候，整个会场的气氛微微变了一下。前几位领导讲话时，台下的人虽然也在听，但那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重，带着距离感。而高育良开口之后，台下明显更安静了，有人放下了茶杯，有人重新拿起了笔。高育良的话讲得很巧。他没有直接谈法治，而是从“文化”切入——“法治不仅仅是制度和条文，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沉淀。我们要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，特别是领导部的法治意识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一个县委书记不守法，整个县的部队伍风气都会歪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，声音温和，语速不快，像是在大学课堂上讲一堂公共课。但他每说几句，就会不经意地看台下一眼，眼风从一些人身上掠过，不偏不倚，谁都觉得他在看自己。祁同伟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孟怀远在听其他人发言时，神情一直是沉稳的、审视的。但听高育良发言时，他微微偏了偏头，嘴角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。不是赞赏，也不是反感。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——像是在看一个自己很了解的棋手走了一步不错的棋，欣赏，但并不意外。
祁同伟忽然冒出一个前世的记忆。高育良和孟怀远之间有过一段交集。具体是什么交集，他不太清楚，只记得有一次高育良喝了些酒，情绪比平时高涨许多，难得地提了一句：“孟老那个人，是我这辈子少数真心敬重的人。”高育良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是少有的真诚。但紧接着他又苦笑了一下，说了一句让当时在场的祁同伟终生难忘的话——“不过敬重归敬重，我跟他，不是一路人。”
前世他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高育良和孟怀远，不都是政法系统的吗？不都讲法治、讲原则吗？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？现在他站在这座礼堂的最后一排，远远地看着台上那两个人——一个在发言，一个在倾听；一个在展现自己的学识和魅力，一个在冷静地审视和判断。他忽然就懂了。孟怀远的法治，是骨头。高育良的法治，是衣裳。骨头硬，撑得住架子。衣裳再好看，风大了，就兜不住了。
座谈会进入自由讨论环节后，前排的领导们开始互相递话，气氛松快了一些。有人提到了基层法治建设的人才缺口，有人讲到了普法工作的实际困难，还有人抱怨了几句法制办编制不够、经费不足。祁同伟始终没有话。他记得高育良的交代——旁听就是旁听，没让你发言之前，一个字都不许说。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
但机会这种东西，有时候不是自己找的，是撞上来的。
自由讨论快结束的时候，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“高校法学教育”上。司法厅的那个厅长说了一句：“现在的大学生啊，理论一套一套的，真放到基层去，连个调解书都写不利索。高教授，你在大学教书，应该最有发言权。”
高育良笑了笑，正想接话，忽然有个坐在前排的、戴眼镜的中年人——后来祁同伟才知道那是省教育厅的一个处长——冷不丁来了一句：“高校教育是要加强实践环节，不过汉东大学的政法系这几年倒是不错，好像有个本科生在核心期刊上发了文章？姓……祁？祁同伟？是叫这个名字吧？”
这个名字从省领导的嘴里说出来，效果跟学生在校园里议论完全不同。几个正在喝茶的领导不约而同地放下了茶杯，有人转头去看高育良，有人顺着那个处长的目光往旁听席这边扫了一眼。高育良脸上的笑意没变，但端着茶杯的右手下意识地换了个姿势。他调整得很快，不过半秒就接上了话茬：“确有此事。《法治研究》下个月会刊发一篇关于基层法治建设的文章，是我带着祁同伟同学一起做的。本科生发核心期刊确实少见，但只要选题扎实、功夫下到，也不算什么奇迹。”他顿了顿，又不经意地补了一句，“这孩子，辩论赛那场我也在场，确实很有想法。”
这话说得很高。既捧了学生，又划了自己的功劳——“我带着”，轻描淡写地把署名顺序定了调；同时又把辩论赛的事自然带出，暗示这个学生的锋芒是有目共睹的，不是他高育良一个人说了算。可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教育厅那个处长是个较真的人。“祁同伟同学今天在吗？”处长推了推眼镜，往后排张望，“我记得旁听名单上有他。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顺着往后排转。祁同伟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、被无数双眼睛聚焦的热度。前世的他在这种场合会慌张，会手足无措，会下意识地去看高育良的脸色。但现在他不会了。他把钢笔帽拧好，不紧不慢地站起来，先朝主席台微微鞠了一躬，然后转向发问的处长，姿态恭敬但不卑微。
“在的，老师您好。”
“你叫祁同伟？”“是。”“你那篇文章，主要写了什么？给大伙儿说说。”处长的问题不算刁难，更像是好奇。一个本科生能在核心期刊发文章，在座的这些老机关们，多多少少都有点“验货”的心态。高育良想要替他挡回去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孟怀远却先发了话：“让他讲讲。”
这三个字不重，却把所有的转圜空间都堵死了。高育良只好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口，脸上依然挂着那个温和的微笑。祁同伟当然注意到了高育良的动作——那个笑容，含义很复杂，既像是“别给我丢脸”，也像是“说多了你自己兜着”。他收回目光，平静地开口。
“各位领导，文章的主题是基层法治建设的现状与对策——以汉东偏远乡镇为例。我老家在岩台山，属于典型的山区偏远乡镇。文章里调研了三个乡镇的司法所运作情况，走访了一些基层调解员和村部，发现了一些共性问题。”他刻意用了“调研”和“走访”这两个词，以暗示这不仅仅是纸上谈兵。事实上，他确实把前世在司法所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了详尽的案例，只是不方便明说。文章里他巧妙地用“岩台山乡司法所”这个泛称，规避了直接描述他前世岗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追问。
“最主要的发现是：基层法治的核心困境不在‘有没有法’，而在‘执不执法’、‘谁去执法’。一个乡镇司法所，最多两个人，要管十几万人口的调解、普法宣传、社区矫正、法律援助，事实上本管不过来。再加上乡镇部经常抽调司法员去搞计划生育、催粮派款，司法所的本职工作反而成了副业。抓人罚款的事有人抢着做，普法援法的事无人问津。”
他没有停顿，借着台下不少人微微点头的空隙，顺势把话头推进了一步。
“有人说这是编制不够、经费不足，这些确实是客观原因。但我在调研中发现，还有一个更本的原因——基层的部考核机制，在法治建设这一块几乎是空白。GDP有指标，计划生育有指标，甚至植树造林都有指标，唯独法治建设，没有一个量化的、可考核的标准。上面不考核，下面不重视，法治自然就成了文件里的法治、口头上的法治。”
他说到这儿，台下有了一些微妙的反应。角落里两个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显然听出这年轻人话里藏着的锋芒——把资源配置、部考核这类体制性难题直接摆在了台面上。但没有人觉得他在告状或指责，因为他说得平静、克制，用的是材料式的语言——事实清楚，定性模糊。
“所以，文章里提了一个建议。”他环顾了一下台下，“可以在全省先选取几个试点乡镇，把法治建设的几项核心指标——民事调解率、行政诉讼案件量、执法案卷合格率——纳入乡镇领导部的年度考核体系。先试点，再推广。不要求一步到位，但得先把‘法治’两个字从纸上搬到账本上。不看台账，只看实效。”
他说完，欠身致谢，然后准备坐下。
“等一等。”孟怀远抬手止住了他。老者摘下老花镜，揉了揉眉心，用一种不紧不慢的语气问道：“你的文章里提了一个说法，‘基层法治之困，困不在法，而在人’。这句话展开说说？”
全场都看着祁同伟。
他的后背微微有些发僵，不是因为紧张，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句话的出处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——是他在前世某次内部会议上即兴做的口头点评，也是某个老法官在闲聊中提过一嘴。但他不能犹豫，一犹豫就是心虚。他以最快的速度判断出孟怀远问的不是出处，是落脚点。
“孟书记，这句话的本意不是说‘法不重要’，而是说——同样的一部法律，在不同的人手里，效果天差地别。”他握着笔，不自觉地把它当成了教鞭，手指按在笔帽上却没有任何比划，“同样的《婚姻法》，有的部能凭它劝退骗婚的媒人，让两家化戈为玉帛；有的部拿着全文一个字都读不下去，遇事只能和稀泥，和不了就推给派出所——这是人的差别，不是法的差别。所以我的理解是：法治建设走到基层，最难的不是立了多少法，而是有没有一批愿意把纸上的法，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公平的人。”
孟怀远没有立刻说话。他重新戴上老花镜，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叩了叩，似乎在咀嚼那几句从大学生口中说出的话。过了大约五六秒，他微微点了点头，幅度极小，随即用一句不露声色的评语把这段对话收了尾：“年轻人能有这样的体会，很难得。”
他没有再追问，转而示意主持人继续下一个议程。但这一小段曲，已经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名字。后排有个秘书模样的人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字，写完之后，把本子合上，封面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字——“祁同伟，汉大政法”。
座谈会散会后，祁同伟收拾好笔记本，随着人流往门口走。高育良在主席台上收拾文件，没有看他。但他走出门的时候，在台阶上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孟怀远的秘书。
“祁同学，孟书记让你有空的时候，去政法委的阅览室看看。那里有一些基层调研的汇编材料，比图书馆里的全。小刘，给祁同学留个电话。”秘书说完，递给他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，然后快步跟上了已经走到车前的孟怀远。
祁同伟站在台阶上，把那张纸条收进贴身的口袋里。这是一个信号。孟怀远在给他开门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细节也从脑海里浮了出来——刚才散会时，司法厅那位厅长听见旁人啧啧称奇地说“小祁这孩子前途无量”，笑着回了句：“那可不一定。年轻人风头太盛，容易吃亏——学籍档案里，好像还背了个处分呢。”对方吃了一惊，他却没有再说下去。
这话倒不像是故意说给他听的。厅长与那位同僚聊得随意，就像在谈一件陈年旧闻。但祁同伟把这句话记在脑子里，反复嚼了几遍。学籍档案——处分——谁？他不记得自己背过任何处分。前世的这个时候，他唯一的“污点”就是穷，穷得连处分都惹不上。难道是奖学金评定被动了手脚？可“入档案”可不同于公示栏里画个杈——这是要留一辈子的。他心里把这个问号搁到“梁璐”那一栏里，暂时封存。
回学校的公交车上，祁同伟靠着车窗，看着外面灰扑扑的街景在眼前滑过。省城的街道比岩台山宽得多，路两边是灰砖砌成的楼房，阳台上挂着过冬的大白菜和晾晒的棉被。自行车流像一条灰色的河，在马路两边缓缓流淌。偶尔有一辆进口小轿车按着喇叭从中间穿过，车屁股后面冒出一股青烟，引来路人一阵侧目。
他忽然想起前世高育良教他的一句话：“官场上最忌讳的，不是得罪人，是得罪了人还不知道。”他前世得罪了太多人，有些他知道，有些他到死都不知道。这一世，他要做到心里有数。每一张脸，每一句话，每一次微笑背后的刀锋，他都要记得清清楚楚。
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楼道里的灯泡换了新的，把走廊照得亮堂堂的。他推开宿舍门，看见陈海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一个信封，表情有点古怪。
“你家里寄来的信。”陈海把信封递过来，“我看邮戳是岩台山的。”
祁同伟接过信。牛皮纸信封，上面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，邮戳模糊不清。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的，是用铅笔写的，看得出写信人文化程度不高，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，像是怕别人看不清楚。
他拆开信。里面只有一张纸，薄薄的，被折叠了好几次，展开之后还能看到叠痕处已经磨出了毛边。字还是铅笔写的，有些地方涂改过，留下几个黑乎乎的橡皮擦印子。
“同伟：家里都好，不用挂念。你爹的腰今年秋天又犯了，但还能下地。你娘吃了村里卫生所开的药，咳嗽好多了，只是天冷了还是喘。村里通了电，你二叔家买了电视，全屯的人晚上都去看。你在省城好好念书，别想家。这个月你二婶给了我五块钱，我给你寄去了，你买棉袄。天冷了。你爹让我跟你说：别省钱，别饿着。娘。”
他看完了信，把信纸重新折好，放回信封里。他没有说话，也没有表情，只是把信封放进了书包那个最深的夹层里。陈海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开口。他只是从自己床头摸出一个搪瓷缸子，倒了半缸子热水，推到祁同伟面前。祁同伟点了点头，端起缸子喝了一口。热水从喉咙暖到胃里，但那种暖意压不住他心里涌上来的另一种东西。
前世的他，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他仔细回想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大概是心疼，但更多的是屈辱。别人家的孩子，父母寄来的是钱和粮票。他娘寄来的，是五块钱和他爹的腰疼。那种穷，像一把钝刀子，割的不是肉，是自尊。所以前世的他拼命往上爬，不惜一切代价地往上爬，因为他觉得只要爬得够高，就能把那种屈辱踩在脚下。
可他爬了一辈子，踩了一辈子，到头来，什么都没改变。他爹还是早早地病死了，他娘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岩台山咽了气。他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上——说出来谁都不信，那阵子他正在省城陪领导打麻将。陈阳替他回去料理的后事，回来后跟他大吵了一架。那是他们结婚十几年里，她为数不多真正动怒的一次。
现在，这封信重新出现在他手上。时间倒流了，一切都还没发生。在省城夜里这个仄的宿舍里，那些还没来得及发生的亏欠，还来得及弥补。
他重新把信纸抽出来，又逐字看了一遍。这一次，他在铅笔字的笔画间捕捉到了一些上辈子没当回事的东西：他娘提到他爹腰疼时，先写了“站不起来”，又涂改成了“还能下地”。五块钱分成两次强调——先说“给了他”，又说“寄去了”——那不是啰嗦，那是生怕自己没说清楚儿子不明白。
这不是一封报平安的信。这是一封求救信，只是她从来没学会怎么求救。
他把信收好，从书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，翻到最新的一页，把两件事记在了上面：一，孟怀远的阅览室邀请和那句话；二，司法厅厅长的无意之言。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隐隐指向一个他尚未抓住的脉络——他刚觉得走通了，就有人在更大的棋盘上调了一颗子。
紧接着他在末尾多写了一行：
“春节回家。带药。陈海的旧棉袄也带回去。”
窗外，起风了。从窗缝里灌进来的北风夹着一丝寒意，翻飞了他笔记本的一角。宿舍里的暖气片“咕噜咕噜”响了响，还没真正热起来，走廊里不知哪间房的收音机忽然被谁调到最大音量，激昂的女声播报着：“据新华社消息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……”陈海回头看了一眼窗户，嘀咕了一句“今晚怕是要下雪”。祁同伟没有接话，望向了窗外那片被朔风刮得净净的夜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