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月二十一，拂晓。
沈砚辞把最后的分工交代了一遍。
“这不是正面强攻。只要配合到位，每个人都能活着退出来。但配合不到位——就会死人。我再问最后一遍，有没有人想退出？”
“长官，咱们跟你从上海打到南京，问这个是不是有点见外了？”赵小栓咧嘴笑着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。
他的左耳被弹片削掉了一小块，纱布上还渗着血。但他还是笑。沈砚辞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有些话，说多了反而假。
孙大勇蹲在最里面，把那挺缴获的大正十一年式机枪的每一个零件都拆下来擦了一遍，然后又装回去。他闷声不响地把弹斗式供弹器的每一发都排列整齐，用拇指把弹底轻轻齐平，仿佛在做一件比沉默本身更静的事。这挺机枪沈砚辞在上海缴获之后配给了他，三个月来跟着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，枪管换过两次——都是他从鬼子的尸体上扒下来自己换的。
钱国栋正在绑炸药。他的手法又快又稳，每一块TNT药块的外壳都要检查一遍有没有裂缝，雷管和导火索的接口要用手拧三圈再拿胶布缠紧。胶布不够了，他就撕自己裹伤的绷带来替。他左肩有三处弹片留下的疤，昨天淋了一夜冻雨，一抬胳膊就往外渗清液，但他一声没吭。
炸药一共十二捆，每捆大约三公斤。导火索被精确地剪成了三分半长度——沈砚辞在柏林学过爆破工程，知道这截导火索从点燃到爆炸的时间误差不超过正负五秒。他把手表现在戴在钱国栋的手腕上。
没有一个人说废话。也没有一个人迟疑。仗打到这个份上，能跟着一个肯亲自下水玩命的长官去最危险的活，对当兵的来说已经是一种稀有的运气。
沈砚辞把毛瑟和冲锋枪的弹夹全部压满。然后他单膝蹲下来，在地上铺开一张手绘的煤炭港地形图。
“最后对一遍。十一点四十五分，钱国栋、小郑，你们先到煤堆后面。十一点五十六分，巡逻队刚过拐角——你们有十四分钟安装炸药。十二点十分，撤出。十二点三十分，码头换岗吃饭，大勇、赵小栓、小罗，从东侧废卡车堆后面前出，看到火光信号开始阻击值班室，压制重机枪，不许鬼子出楼。我和德贵趁乱摸到栈桥，制服哨兵后夺取汽艇。等我的鸣哨信号，所有人往汽艇方向撤退，不许拖尸体，不许回阵地找东西。”
他说完，抬起头看着每个人。
“活着回来的，老子请喝酒。回不来的——老子替你记着。”
所有人都没说“死”字。当兵的不兴说这个。但每个人都知道，这一趟出去，有的人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沈砚辞检查完所有装备之后，把防波堤下面的地窖入口伪装重新盖好。刘德贵已经把剩下来的物资分类打包装箱，弹药、粮食、药品全部分成两个堆——一堆是今晚要往江中倒的，另一堆是藏在地窖深处留给断后人员的。他从钱国栋手里接过一包压缩饼，揣进怀里。又从孙大勇那里接过一壶灌满的热水——热水是赵小栓用煤油炉子烧的，在南京的废墟里，一口热水比一颗还金贵。
“大勇，上船以后你得跟我并排冲头一个。我不喊停，你不准停。你的机枪最沉，可你腿脚最稳，上岸以后你第一个架枪掩护。”
孙大勇只是点了下头。没说好也没说不好，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出情绪。但沈砚辞知道，到时候这个闷葫芦一定会出现在他该出现的位置上，分毫不差。
晌午的头被铅云遮得严严实实，长江水面浮着一层铅灰雾色。
沈砚辞让刘德贵在废墟里找到一本还没烧尽的账本，翻到最后几页，借了王志强的钢笔头，用他那极细的笔迹写了一行字：“方某通敌证据已全，城内有眼线。若吾战死，名单交新四军江北支队。”写完之后他自己看了一遍，然后把这张纸折成很小很小的方块，塞进他腰间那颗德制M24手榴弹空了的木柄里，拧紧底盖。
他临出发之前把这颗手榴弹单独交给了一个不参加行动的人——留在据点的小罗。没有多余的话。只是吩咐了一句：“如果今晚我回不来，把这颗雷往江北找个可靠的人手里送。”
正午。所有人从隐蔽处鱼贯而出。废墟缝隙里的阳光收敛了最后一丝暖意，风把煤灰和灰烬卷到脸上，辣得人睁不开眼。沈砚辞走在最前面，步子不快，但是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他身后的五个队员——刘德贵、钱国栋、孙大勇、赵小栓、小郑——一个接一个地从焦黑的断墙下消失。逆着风的方向，煤炭港上空的一杆膏药旗正在懒洋洋地飘。谁也没说话，但每个人都听见了身后轻轻一个声音。是赵小栓在哼什么小调，哼了两句就停了。
沈砚辞听见了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微微绷了一瞬下巴。然后他的手攥紧了怀里那包炸药包的背带，继续往前走。那是他唯一一次在这一天里允许自己流露出的紧张。接下来他会把它全部压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