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一下学期开学，画室里多了两个新面孔。
不是新学生，是助教。高叔站在前面，旁边站着两个年轻人，一高一矮。高叔说他年纪大了，管不了这么多人，以后他们俩帮看作业。
高瘦的那个自我介绍叫什么来着，反正后来大家也没怎么跟他说话。不是他不好，是他身上有一种“我只是来打工的”气质，上完课就走，不多留一分钟，跟画室没什么感情。
矮的那个往前走了一步，说：“我叫龙哥。你们叫我龙哥就行。我从这个画室出去的，考了几年，现在在读美院。回来帮高叔带带你们。”
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，头发有点长，刘海快盖住眼睛了。手里拿着一支炭笔，指尖全是黑的，看起来像是刚从画架前站起来。
他说完就退到一边了，没再多话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龙哥在这间画室画了三年，考了两年，第三年才考上美院。他没考上那两年，在县城打过零工，在画材店看过店，晚上回出租屋接着画。高叔不收他复读的学费，他就帮高叔打扫画室、整理石膏像、削铅笔，什么都。
第三年考上之后，他给高叔打了个电话，就说了三个字：“考上了。”高叔说：“嗯。”然后就挂了。
这是傻杰从高叔那里打听到的。傻杰专门去问的，他说他好奇龙哥这个人。高叔难得说了一段长话，把龙哥的事讲了一遍。傻杰回来转述给我们听的时候，画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。
不是感动，是觉得这人有点东西。
龙哥第一天来没怎么说话。他在画室里走来走去，看每个人的画，走得很慢，像在逛一个不太着急的展览。
走到大头泳那儿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
大头泳正在画一组静物，一个陶罐两个苹果。他的画跟他人一样——整整齐齐，明暗分界线拉得笔直，高光留得净净，像个教学范画。但龙哥看了几秒钟，说了一句：“太净了。”
大头泳抬起头：“净不好吗？”
“净好。但你的净是小心翼翼画出来的，不是画到极致之后自然呈现的那种净。”龙哥用手指点了点陶罐的暗部，“你看你这个暗部，一点内容都没有，黑死了一块。真正净的画，暗部是有东西的，只是你看不清楚。你这种净，是空的。”
大头泳没说话，但嘴角动了一下。我知道他不服气。大头泳这个人，你夸他他不一定高兴，但你挑他的毛病，他会认真听。他不怕被人说不好，怕的是说得不对。龙哥说得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大头泳没反驳，转过去盯着自己的画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拿起橡皮把暗部擦了一下，又重新上了几层调子。
龙哥没再看，继续往前走。
走到啊江那儿的时候，他又停了。
啊江在画一个球体。球体不难，但啊江画得有点敷衍。明暗交界线糊成一片，反光太亮，整个球看起来像一个发了霉的汤圆。
龙哥看了两秒，说：“你在赶时间？”
啊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没有没有，就是画不进去。”
“画不进去就别画了，去喝口水，转一圈，回来再画。坐在这儿硬画，浪费时间也浪费纸。”
啊江站起来，真的去喝了口水，在画室里转了一圈，看了看别人怎么画的。回来之后重新起了稿，这次认真多了。龙哥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，没说好也没说不好，但点了点头。
啊江后来跟我说，龙哥那句话他记住了——“画不进去就别画了”。不是因为这句话多有道理，是因为龙哥说这话的时候没有骂他，也没有阴阳怪气，就是陈述一个事实。啊江说他从小到大被老师骂惯了，第一次碰到一个不说废话直接给解决方案的老师，反而不好意思偷懒了。
走到我这儿的时候，龙哥停了一下。
“画多久了？”
“去年开始的。”
“线条太紧了。”他拿过我的笔，在画纸空白处画了几笔，“手指别使劲，手腕动。手指使劲线就僵，手腕动线就活。你试试。”
我试了一下。还是僵的。
“没事，画一个月就改了。”他把笔还给我，“每次画之前提醒自己，手腕，不是手指。你这个毛病不大，就是握笔太死了。把笔往后拿一点，离笔尖远两三公分，自然就松了。”
他说得很随便，但后来我每次画画都会想着这几句话。一个月后线条真没那么紧了。不是突然变好的，是一点一点松开的，像拧太久的螺丝慢慢往回退。大头泳有一次看我的画，说了一句“你线条松了”，我说“龙哥教的”，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但后来我发现大头泳握笔的位置也往后挪了。
龙哥跟高叔不一样。高叔惜字如金，你问他问题他回一个“嗯”就走了，你得自己琢磨那个“嗯”是好还是不好。龙哥会坐下来跟你讲，讲到你觉得“行了我懂了”为止。
有一次大头泳问他透视的问题，龙哥直接在纸上画了张简单的示意图，把视平线、消失点、一点透视、两点透视全讲了一遍。讲了快二十分钟，大头泳听完说“这些我在书上看过”，龙哥说“书上是死的，我是活的”。大头泳难得笑了一下。
啊江有一次问他色彩怎么调，龙哥把他带到窗边，指着外面的梧桐树说：“你看那棵树，现在下午四点的阳光打上去，叶子是什么颜色？不是绿色，是黄绿色，还带一点赭石。你调颜色的时候不要想‘树叶是绿的’，你要想‘这个光线下的树叶是这个颜色’。把你脑子里那个‘树叶是绿的’的念头扔掉，扔掉就调对了。”
啊江那天下午调了一整版的绿色，从黄绿到橄榄绿到墨绿到带灰调的绿，整整三排。他拿给龙哥看，龙哥说“第三排第二个对了”，啊江说“我觉得第七排第一个也挺好”，龙哥说“那是晚上的颜色，你现在画的是下午”。啊江又笑了，说“龙哥你是人肉测光仪”。
那时候啊江跟我的关系比傻杰更近一些。不是跟傻杰不好，是高一上学期我跟傻杰就是普通画室同学，周六见面，画完各回各家，在学校里碰到了会打招呼但不会专门去找对方。我跟大头泳和啊江走得近一些，是因为我们三个坐得近——大头泳在我前面，啊江在我斜对面，上课的时候扭头就能说话。
大头泳是那种你跟他说话不会觉得尴尬的人。他话不多，但你说了他就会接，接了就不会让话掉在地上。啊江是那种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轻松的人，他不装，不端着，长得好看但自己不拿好看当回事，这一点让人挺舒服的。
龙哥来了之后，我们三个聊天的内容多了一个话题——龙哥今天说了什么。不是专门聊，就是画画的中途歇口气的时候，大头泳会突然来一句“龙哥刚才说的那个透视理论你听懂了吗”，我说“听懂了但是画不出来”，他说“我也是”，啊江在旁边一句“我连听都没听懂”。然后大头泳就会给我们俩再讲一遍，讲得比龙哥还细，但他讲的版本更难懂，因为他会用更多的术语。啊江听完说“你俩聊，我去喝水”，然后真的去喝水了，喝完回来画他的球体。
啊江画球体的那段时间，我跟大头泳没少笑话他。不是恶意的，就是那种兄弟之间的损。我说“啊江你这个球像被门夹过的”，大头泳说“不，像被压路机碾过的”，啊江说“你们两个能不能闭嘴”，然后自己也笑了。
但笑归笑，啊江认真起来挺吓人的。他有一阵子每天晚上回去画十个球体，画了整整一周，画到后面那几个球体圆得跟用圆规画出来的一样。他把最满意的那张拍下来发到群里，配文“雪耻了”。大头泳回了一个“不错”，我回了一个“可以”，包子回了一个“嗯”。啊江说“包子的嗯就是最高评价”，包子没回。
龙哥知道这件事是后来啊江自己跟他说的。龙哥听完说“你是那种需要被人激一下的类型”，啊江说“是吧，我贱”，龙哥说“不是贱，是你懒但是不服输”。啊江想了想，说“这两个说法不矛盾”。龙哥笑了一下。
龙哥这个人，不太笑，但笑起来还挺好看的。不是那种帅，是那种——怎么说呢，是那种你看到他笑会觉得“这个人平时不笑是对的，因为笑了就不像他了”。傻杰有一次说“龙哥笑起来像高叔年轻的时候”，我们都不知道高叔年轻的时候什么样，但觉得这个评价挺高的。
四月份的时候，画室组织了一次写生。
去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子，画老房子。高叔说：“别老对着石膏画，画画活的。”
大巴上大家都很兴奋。不是因为有写生，是因为不用上课。啊江带了一副扑克牌，拉着我和大头泳打斗地主。大头泳说“车上打牌会晕车”，啊江说“你不打就不晕”，大头泳说“我没说不打”。
我们三个坐在最后一排打了一路的斗地主。啊江手气好，赢了好几把，大头泳每把都在算牌，算到最后发现啊江靠的不是技术是运气，有点不服气。我说“你们两个能不能消停会儿，让我赢一把”，啊江说“赢不了是因为你菜”，我说“你再说一遍”，他说“你菜”，我拿画袋砸他，他躲开了，画袋砸到大头泳身上，大头泳说“你们两个有毛病”。
傻杰坐在前面一排，转过头来看我们三个闹，说“你们三个好像小学生”。啊薯在旁边补了一句“幼儿园的，小学生的打法是斗地主，幼儿园的打法是打架”。傻杰说“你帮谁”，啊薯说“我帮我自己”。
包子坐在最前面，戴着耳机看着窗外，跟这一切没关系。小黑和啊真坐在一起，小黑在画画，啊真在看他画。肥凯拿着速写本在画窗外风景，画得很认真，大巴颠簸也不影响他。啊仲一个人坐在司机后面那排，也在画，画的是车厢里的人。啊波在跟旁边的人聊天，聊的是他最近在看的什么营销书。啊炮在睡觉，张着嘴，口水快流下来了。
龙哥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，跟高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
村子不大，几十户人家，全是那种老式的土砖房，墙面上刷着白灰，有些地方脱落了，露出里面的黄泥和稻草。屋顶是黑瓦，长满了青苔。村口有一棵大榕树，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，罩住了半个村子。
高叔说大家自己找地方画，别走太远，午饭自己解决，下午三点。
啊江说“咱们三个一起吧”，大头泳说“行”，我说“好”。我们三个在村子里转了一圈，最后选了一个老房子的墙角。那面墙有意思——白灰脱了一大片，露出里面的黄泥和碎稻草，墙长了一排青苔，旁边堆着几块红砖，砖缝里钻出一棵野草，叶子被虫子咬了好几个洞。
大头泳说“这个墙可以画”，我说“能画一张好的”，啊江说“这个墙长得像我的速写本——乱七八糟的”。我笑了一下，大头泳没笑，已经开始构图了。
我们三个坐在墙对面的矮坡上，把画架支起来，各自画各自的。
大头泳画得最快，他抓结构抓得准，几线就把墙的透视关系定好了，然后一层一层往上铺调子。他画画的时候不爱说话，嘴巴抿着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像在做一道复杂的数学题。
啊江画得最慢，他每画一笔要看很久，不是犹豫，是在找位置。他的手稳，线拉得直，但他画画的时候脑子在别的地方，你要是在旁边说话他会突然停下来问“你刚才说什么”，然后再低头看自己的画，看了半天说“我刚才画到哪了”。
我坐在他们两个中间，速度不快不慢。我的墙画到一半的时候，大头泳突然开口了。
“肥象，你这个墙的透视不对。”
我看了看自己的画，又看了看对面的墙。墙那条线应该是水平的，我画成了往上翘。
“你自己看看，消失点在哪。”
我找了找，把线改了。
“好了吗？”啊江凑过来看了一眼，“好像还是有点歪。”
我比了比，确实还有一点。
大头泳拿过我的笔，帮我把那条线重新拉了一遍。他拉线的时候手腕很松，一笔到底，比我画的好多了。
“你帮我画完了我还画什么。”我说。
“那你自己擦掉重画。”他把笔还给我。
我没擦，因为那条线确实画得好。
画了大概一个小时，啊江突然放下笔，说“不行了，我的手断了”。他甩了甩右手，左手捏着右手的虎口，表情夸张得像演话剧。大头泳看了他一眼，说“你画了一个小时就说手断了”，啊江说“我的手是艺术家的手，比较娇贵”，大头泳说“你的手是打游戏打废的吧”。
啊江笑了笑，没否认。他昨天晚上确实打了很久的游戏，他说是放松，我觉得是他打游戏比画画有成就感。
我也放下笔，活动了一下手腕。
“吃点东西。”我从包里拿出四姐早上塞给我的面包，掰了一半给大头泳，另一半掰成两小块，一块给啊江，一块自己吃。
啊江接过去咬了一口，说“这面包是超市买的吧”，我说“怎么了”，他说“我吃过这个牌子的，不好吃”，我说“不好吃你还吃”，他说“饿了什么都好吃”。
大头泳没说话，默默吃着面包，眼睛盯着自己的画，脑子还在转。
“大头泳，你以后想考哪里？”啊江突然问。
“江南大学。设计学院。”
“江南大学是211吧？”
“嗯。”
“你文化课够吗？”
“够。我文化课又不差。”
“那你来学美术嘛？直接考文化不就完了。”
“我想学设计。纯文化考不上设计专业，要走艺考。”
大头泳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但我知道他想这件事想了很久了。他不是被学校劝来的，不是文化课不行才来的，他是自己想来的。这一点他跟画室里大多数人不一样。
“你呢，肥象？”啊江问我。
“不知道。考到哪里算哪里。”
“你没想过？”
“想过。但想也没用，画好了自然有学校要，画不好想再多也没用。”
“你这个人说话像高叔。”
“有吗？”
“有。惜字如金。”
“我比高叔话多。”
“你比高叔话多，但你说的话有一半是废话。”
“你也是。”
啊江笑了，大头泳也笑了一下。
“你呢，啊江？”我问。
“我？”啊江想了想，“考个本地的学校吧，离家近。”
“就这？”
“就这。我不挑，能上本科就行。”
“你也太没追求了。”大头泳说。
“不是没追求，”啊江说，“是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我又不像你，有目标有方向。我这个人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走哪算哪。”
他说得很轻松，但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。不是每个人都要有宏大的目标，不是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十年后在哪里。知道当下在什么，其实就够了。啊江知道自己在画一面墙，这就够了。
下午龙哥来转了转。
他先走到包子那儿。包子坐在村口那棵大榕树下，在画对面的一栋老房子。她画的不只是房子，是房子前面坐着的那个老太太。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，脚边蹲着一只花猫，猫的尾巴卷起来搭在老太太的拖鞋上。
龙哥蹲下来看了几秒钟，没说画的事。
“你叫什么？”
“包子。”
“包子。好名字。”龙哥站起来，“你画人的时候，比别人多一层东西。你自己知道吗？”
包子想了想。“不太知道。”
“留着，别丢了。”
龙哥走了。包子低下头继续画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后来她把那张画拿给我看的时候，我问她“龙哥说多了一层什么东西”，她说“可能是废话”，我说“不像是废话”，她没再接话。
龙哥又走到啊仲那儿。啊仲坐在一个废弃的石磨旁边，在画对面的水塘。水塘不大，水是绿的，上面漂着几片烂叶子。啊仲把水画得很静，静得像一块绿色的玻璃。
“你这个水画得好。”龙哥说。
啊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“水最难画的是静。你把它画动了容易，画静了难。你怎么做到的？”
啊仲想了想。“少画。”
龙哥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他很少笑，但这次笑了，笑得很真。
“少画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“对。少画。”
啊仲低下头继续画。龙哥站在旁边又看了一会儿，走的时候说了一句“你比我会画画”。
啊仲后来跟我说他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。我说“你不用接，接了就不好玩了”。
龙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，我们三个正蹲在矮坡上吃面包。他看着我们三个的画，从左到右看了一遍。
“你们三个的画，风格都不一样。”他说。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啊江问。
龙哥指着大头泳的画。“他的画是算出来的。”指着我的画，“你的画是磨出来的。”指着啊江的画，“你的画是……长出来的。”
“长出来的？”啊江愣了一下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的画不使劲。不使劲有时候反而是好事。有些人画了一辈子都很使劲，画出来的东西是死的。你不使劲，画出来的东西自己会长。”
啊江看了看自己的画，又看了看龙哥，说“龙哥你是不是在骂我”，龙哥说“不是”，啊江说“那你在夸我”，龙哥说“也不是，就是陈述事实”。
啊江后来跟我说他不太确定龙哥是不是在夸他，但他说“长出来的”这个词他挺喜欢的。我说“龙哥不会随便夸人，也不会随便骂人，他说陈述事实就是陈述事实”。啊江说“你也在陈述事实？”
“我在陈述我自己的判断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”
“被你们练出来的。”
我们三个又画了一会儿，画到太阳偏西，光线从金黄变成橘红，把那面破墙照得有了温度。墙那排青苔在夕阳里泛着一层金色的光，比中午好看多了。
“肥象，你画的这面墙，”啊江说，“比你上学期画的那个立方体强一百倍。”
“你记性也太好了，上学期的事你还记得。”
“你那立方体歪得我忘不了。”
大头泳在旁边接了一句：“他那个立方体是歪的，但这面墙不歪。”
“这面墙本来就是歪的。”我说。
“对，就是因为墙是歪的，所以你的画不歪。”大头泳说，“你画直的东西会画歪，画歪的东西反而画直了。你的问题不是你画不准，是你画不准‘准’的东西。”
我想了想，好像有点道理。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一直画歪的东西？”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不要画你知道是‘直’的东西，画你眼睛看到的。”
又是看到。高叔说过，龙哥说过，现在大头泳也说了。画画这件事说到底就是两回事——看和画。先看，后画。看不准，画一定不准。看准了，画可能不准，但至少方向是对的。
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三个人的影子并排躺在矮坡上，像三歪歪扭扭的线条。啊江踩了踩自己的影子，说“我要是能把自己画出来就好了”，我说“你画自己嘛”，他说“省了照镜子”。大头泳说“你每天照镜子还没照够”，啊江笑了笑。
下午三点，高叔吹哨。
大家背着画袋走回村口，有的人在聊自己画了什么，有的人在抱怨今天太阳太大晒黑了。傻杰跑过来跟我们三个并排走，手里拿着他的速写本。
“你们猜我今天画了什么？”
“火柴人。”我说。
“不是。”
“火柴人打架。”啊江说。
“也不是。”
“一群火柴人打架。”大头泳说。
傻杰把速写本翻开。是一棵大榕树，画得很认真，比他之前画的任何东西都认真。树的形态抓得挺准，虽然线条还是有点幼稚，但能看出来他在画的时候确实看了那棵树。
“这是你画的？”啊江有点惊讶。
“废话。”
“你今天吃药了？”
“你才吃药。我认真起来连自己都怕。”
我看了看那棵榕树，又看了看傻杰。他今天的表情跟平时不一样，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样子，多了一点认真。
“画得不错。”我说。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比你那个打架的火柴人好多了。”
傻杰笑了，把速写本合上抱在前。“龙哥今天教了我怎么画树。”
“龙哥专门教你了？”
“嗯。他蹲在我旁边，跟我说‘树不是画树枝，是画树枝跟树枝之间的空隙’，我一下子就懂了。”
树枝跟树枝之间的空隙。我回头看了看村口那棵榕树，树很粗，枝叶很密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在地上洒了一片碎金。那些空隙确实比树枝本身更有画头。
上车的时候，我们三个还是坐最后一排。啊江又拿出扑克牌，问“还打不打”，我说“打个屁，累死了”，大头泳说“不打”。啊江把牌收起来，靠着窗户闭上了眼睛。不到两分钟就睡着了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呼吸很轻。
大头泳没睡，在翻今天画的画，一张一张看，时不时皱一下眉头。我知道他在想哪里还能画得更好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画完的画从来不会觉得“好了”，永远觉得“还能更好”。不是不自信，是对自己要求高。
我也没有睡。我看着窗外，村子慢慢往后退，那棵大榕树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绿色的点，消失在黄昏的光线里。
大巴开回县城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路灯亮了，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马路上——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过雨，地是湿的，但我们没赶上。
“下周末还来写生吗？”啊江迷迷糊糊地问。
“高叔没说。”大头泳说。
“我希望还来。比画石膏有意思。”
“你不是说画什么都一样吗？”我说。
“画什么都一样，但在外面画比在画室里画有意思。画室里有高叔盯着，在外面没人管。”
“龙哥也在外面。”
“龙哥不算。”
“为什么不算？”
“龙哥不会骂人。”
我笑了笑。他说得对，龙哥不会骂人。龙哥只会说“你这不对”，然后告诉你哪里不对，怎么改。他不需要骂人。
回到学校的时候，我收到龙哥的微信好友申请。通过之后他发了一条消息。
“今天写生的那张墙，继续画。还没画完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我没画完？”
“你画到一半收了笔，暗部还有两层调子没上。”
他连这个都看得出来。
“好。”我回了一个字。
“下周拿来我看看。”
“好。”
我把手机放下，从画袋里拿出那张画，铺在宿舍的桌上。宿舍灯是白色的光灯，光打在那面墙上，跟我下午在村子里看到的光不一样了。但我能看到龙哥说的那两层没上的调子，它们在画纸上等着我。
我拿起铅笔。
宿舍很吵，有人在聊天，有人在打水，有人在走廊上唱歌。但我拿起铅笔的时候，那些声音都变远了。
我继续画。
后来龙哥真的成了我在“更高”最信任的人。不是因为他画得最好，是因为他从来不跟你玩虚的。你画得好，他说“可以”。你画得不好，他说“这里不对”。你问他问题，他知道就回答，不知道就说“这个我不确定，你问问高叔”。他不会不懂装懂，不会说一些听起来很高深其实什么都没说的话。
高叔是山，龙哥是路。山在那里，你要自己爬。路在你脚下，帮你少走弯路。
高一下学期过了一半的时候，我已经习惯了有龙哥在的子。周六去画室，龙哥在那儿，转来转去看画，偶尔停下来讲几句。讲完就走，不啰嗦，不煽情。
有一次画完课，画室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我在收拾画具，龙哥在门口抽烟。
“肥象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最近进步挺明显的。”
“是吗？”
“你自己感觉不到？”
我想了想。“有时候觉得画得顺，有时候觉得还是跟以前一样。”
“那就对了。进步不是每天都有的，是一个月两个月回头看，才发现跟以前不一样。”
他把烟掐灭，丢进门口的垃圾桶。
“走了。下周见。”
“下周见。”
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。脚步声从二楼到一楼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听不见了。
我背着画袋走下楼梯，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，我的脚步声把灯一盏一盏点亮，又在我身后一盏一盏灭掉。
走出那栋旧厂房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梧桐树的叶子在晚风里沙沙响，春天的风比冬天的风软，吹在脸上不疼，痒痒的。
我在路边等公交车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是傻杰在群里发了一张图——他画的龙哥。龙哥站在画架旁边，手里拿着笔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像在说什么。画得不像，但抓住了龙哥的一个特点——他说话的时候头会往左偏一点点。
群里没什么人回。
过了几分钟，龙哥自己回了一条：“头发没画好。”
傻杰发了一长串“哈哈哈哈哈”。
我也笑了一下。
公交车来了。
我上车，刷卡，走到最后一排坐下。
窗外梧桐树的影子一片一片地滑过，像一幅很长很长的速写。
高一的春天。
龙哥还在。画室还在。
这群人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