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一的暑假来得猝不及防。
期末考试最后一门英语交卷的时候，我看了看窗外。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黑，知了在叫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拉锯子。教室里有人在喊“解放了”，有人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有人趴在桌上补觉——昨晚熬太晚了。
我没有特别兴奋。不是因为考得好不好，是因为暑假只放一个月，不是两个月。高叔说了，暑假要加课，七月一整月都要去画室，每天画，从早画到晚。
“为什么要加课？”傻杰在群里问。
“因为你们基础太差了。”高叔回。
“那八月呢？”
“八月休息。”
“那还好。”
“八月休息不是因为你们够好了，是因为画室太热了，怕你们中暑。”
傻杰发了一个翻白眼的表情。啊薯发了一个“哈哈”。包子没说话。大头泳没说话。啊江发了一个“惨”字。肥凯发了一个“加油”。小黑说“暑假画室见”。啊真回了一个句号。啊波说“兄弟们冲”。啊仲什么都没发，他很少在群里说话。
七月一号，画室开课。
我到校门口的时候，人比平时多。不是多了一两个，是多了将近一倍。除了我们这批高一升高二的，还有新来的高一新生——下学期要升高一的，提前来上暑假班。还有几个高二升高三的学长学姐，坐在画室最里面那排，离所有人远远的，表情严肃，不怎么说话，也不怎么跟人打招呼。
高三的学长学姐身上有一种跟我们不一样的气场。不是高傲，是焦虑。他们暑假结束就要去省城集训了，然后就是联考、校考、高考。每一步都是坎，每一步都可能掉下去。他们坐在那里画画的时候，眉头是皱着的，嘴巴是抿着的，眼睛是盯着的——不是在看画，是在跟命运较劲。
我认识其中一个，叫阿飞，是上一届画室里画得最好的。他去年画了一张海盗，高叔贴在墙上当范画贴了两个月。他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里，面前摆着一张全开纸，在画阿格里巴。我看了一眼，那张画已经画了两天了，还在改。他的橡皮用得飞快，地上全是橡皮屑。他画画的时候整个人是绷着的，后背挺得笔直，跟平时走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
傻杰小声跟我说：“阿飞看起来好紧张。”
我说：“他明年就联考了。”
傻杰想了想，“明年就是我们了。”
“后年。我们后年。”
“差不多。一转眼的事。”
傻杰说“一转眼的事”的时候，语气跟平时不太一样。平时他说话都是嘻嘻哈哈的，这次他说得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个事实。我知道他不是在害怕，他是在确认时间不多了。
画室变得更挤了。
原来四排画架，现在加了五排，每排之间的过道窄得只能侧身走。高叔在墙上加了两排挂钩，给大家挂画袋。空调还是没有，多了两个风扇，一个吊在天花板上，一个立在地上。吊扇转起来的时候晃晃悠悠的，像随时要掉下来。龙哥用铁丝又绑了一圈，说“这样应该掉不下来了”。傻杰说“你说‘应该’两个字让我很不安”，龙哥说“那你别坐在它正下方”。
傻杰真的换了个位置。啊薯说你胆子真小，傻杰说这叫谨慎。
龙哥也来了，穿着短裤拖鞋，头发比上学期更长了，在后脑勺扎了一个小揪揪。傻杰说龙哥这个发型像道士，龙哥说“画画的人头发长很正常”，傻杰说“高叔头发也长但没扎辫子”，龙哥说“高叔是我师傅，师傅不扎徒弟就不能扎吗”，傻杰说“能，好看”。龙哥没理他。
第一天早上，高叔站在前面，扫了一圈满屋子的人。
“暑假班一个月，每天八小时，中间休息两天。这一个月画的东西，比你们上学期加起来都多。受得了就画，受不了现在走，不要浪费我的纸。”
没人走。
“那开始画。”
暑假的训练强度跟平时完全不一样。
平时只有周六一天，从早画到晚，画完就回去了。暑假是连续三十天，每天八小时，坐在那个闷热的旧厂房里，跟石膏像、静物、颜料较劲。
第一天我就觉得不对劲。不是身体不对劲，是脑子不对劲。平时画完一天，回去睡一觉，第二天休息，下周再来。现在不行了，今天画完明天还要画，后天还要画，大后天还要画。你不能把力气一天用完，你得学会分配体力。
龙哥第一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道理。
“画画不是短跑，是长跑。你们平时一周画一天，那是短跑，冲一下就完了。现在是长跑，每天都要跑，你不能第一天就把腿跑断了。”
“那应该怎么画？”有人问。
“慢一点。画慢一点。想好了再下笔，下笔了就别改。能一笔画成的不要画两笔，能两笔画成的不要画十笔。保存体力，保存精神。画画的累不是手的累，是脑子的累。脑子累了，画就死了。”
我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。画画会累？当然会累。但我以为累的是手腕、肩膀、脖子。龙哥说不是，累的是脑子。你盯着石膏像看，想它结构怎么走，光线怎么落，调子怎么排，每一笔都是脑子在转。脑子转了一天，晚上回宿舍躺在床上，眼睛闭着，脑子里还在转——那个颧骨到底该怎么画？那个高光到底该不该留？
这才叫累。
暑假班第一周，画室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。不是紧张，不是兴奋，是一种“大家都在熬”的默契。没有人抱怨，因为抱怨没用，抱怨了高叔也不会让你少画一张。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——撑住。
第二天下午，画室里的风扇突然坏了。不是那个立在地上的大风扇，是天花板上那个晃晃悠悠的吊扇。它转着转着突然发出一声怪响，然后速度慢下来，像一个快要断气的人在喘。高叔看了一眼，说“坏了”，然后拿了一把螺丝刀上去敲了两下。吊扇又转起来了，但声音比之前更大，像开拖拉机。
傻杰说“这风扇怕是要掉下来”，啊江说“掉下来砸到我怎么办”，傻杰说“砸到你你就成画了”。啊江没理他。隔壁班的一个女生吓得叫了一声，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。龙哥从凳子上跳下来，说“没事，我绑了铁丝，掉不下来”。那个女生说“你绑了铁丝就更掉不下来了是吗”，龙哥说“对”，女生说“那为什么刚才要跳下来”，龙哥说“我看不清”。
第三天，吊扇又坏了。这次高叔没敲，直接去买了一台新的落地扇，放在画室中间。新风扇的声音比吊扇小多了，但风力不够大，坐在后面的人本吹不到。龙哥把风扇调到摇头模式，让它自己转。傻杰说“这个风扇在挑人”，风转到他的时候他张开嘴“啊”了一声，转到包子的时候包子瞪了他一眼，转到啊薯的时候啊薯说“你能不能正常一点”，傻杰说“我很正常”，转到啊江的时候啊江闭着眼睛享受了三秒钟，说“终于轮到我了”。
我坐在最后面，风扇的风基本吹不到我。啊江说“你坐那么后面不热吗”，我说“热”，他说“那你坐前面来”，我说“前面没位子了”。他说“你跟我挤”，我说“两个胖子挤一张凳子？”啊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自己，说“也是”。
但第二天啊江真的把他的凳子往前挪了半米，在他的画板和我的画板之间挤出一个过道，让风扇的风能吹过来一点。风不大，但有一点点风就比没有强。我说“谢谢”，他说“不用谢，反正我也热”。
暑假班的课程安排跟平时不一样。上午画素描，下午画色彩，晚上画速写。一整天都在画画，画到后面手指头是黑的，衣服是花的，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了一块颜料。
下午画色彩是最难受的，因为下午最热。画室像个蒸笼，颜料在调色盘上得比平时快，挤出来的颜料没过多久就结了一层皮。水粉笔洗了又洗，水桶里的水半天就变成灰黑色的泥浆，倒掉换新的，过半天又变成泥浆。画水粉的时候身上全是颜料点，谁的衣服都净不了。啊江的白T恤穿了一天就变成了抽象画，他说“这是艺术品”，傻杰说“这是你洗不掉的借口”。
我下午画完色彩去洗手的时候，在水龙头前面遇到了大头泳。他低着头在冲手上的颜料，普蓝加翠绿加白色，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很像孔雀羽毛的颜色。他的手指在水下冲了很久，普蓝还是没洗掉，卡在指甲缝里，像一条细细的蓝线。
“你这个蓝估计要跟你一阵子了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他没抬头，“暑假过完应该能洗掉。”
“不一定。学长说他们去年画了一个暑假的普蓝，手指蓝了三个月。”
大头泳终于抬起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，又看了看我。
“蓝就蓝吧。”
我笑了一下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不挑事，但也不怕事。蓝就蓝，画就画。
“大头泳，你暑假有别的安排吗？”我问他。
“没有。画完画回家，第二天再来。”
“你住哪里？”
“学校宿舍。暑假没关，留了几间给画室的人住。”
“我也是。宿舍就我一个人。”我想了想，“整栋楼都没几个人。”
“那你晚上嘛？”
“画画。睡觉。”
“不无聊吗？”
“还行。你呢？”
“一样。”大头泳把水龙头关了，甩了甩手上的水，“画完画回去看看书，专业课的书。”
“你连暑假都在看专业课的书？”
“放假又不能停。”
他背起画袋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白色的校服T恤上全是颜料点，后背那片湿透了，贴在身上。他突然回过头来。
“肥象。”
“嗯？”
“晚上速写课结束，要不要一起去吃夜宵？学校门口那个烧烤摊。”
“好啊。还有谁？”
“你定。”
我想了想，晚上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“速写课结束，学校门口烧烤，有人来吗？”
啊江秒回：“来。”
傻杰：“来。”
啊薯：“看情况。”
包子：“嗯。”
小黑：“我和啊真也去。”
啊波：“我可能晚一点，画完有事先走。”
啊炮：“我也去。”
肥凯：“我画完还要再画一张，你们先吃。”
啊仲没回。
傻杰说“啊仲不去吗”，我说“他可能没看到”，傻杰说“他看到了也不会回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”。我说“我去叫他”。
那天晚上速写课结束，我去找啊仲。他还在画，画的是今天最后一组速写，一个坐姿，十五分钟。他已经画了十分钟了，还剩五分钟。我站在旁边等他，没催他。他画完最后一笔，把笔放下，抬起头看我。
“烧烤，去吗？”我问。
他想了一下。“去。”
“你刚才不回消息。”
“我在画画。”
“知道。”
他收拾画具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一点。我知道他不是不想去，他是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在凑热闹。但他是想去的。
那是我们这群人第一次一起吃烧烤。
学校门口的烧烤摊是一个中年男人开的，推着一辆改造过的三轮车，上面架着一个铁皮烤炉。摊子不大，几张塑料桌椅，一盏白炽灯泡，灯泡上落了一层灰，光有点暗。但每天晚上都有人，都是画室的人。因为学校附近只有这家店开到凌晨，画室下课正好赶得上。
我们到的时候，塑料桌已经坐了几个人。傻杰、啊薯、小黑、啊真已经到了。啊薯面前摆了一串烤馒头，正在啃。傻杰在跟小黑说什么，小黑在笑，啊真面无表情地坐着，手里拿着一串烤韭菜。
包子和啊江前后脚到的。包子坐在最边上，离烤炉最远的位置，点了一串烤茄子，慢悠悠地吃。啊江点了一堆——烤鸡翅、烤羊肉串、烤玉米、烤韭菜、烤金针菇。傻杰说“你点这么多吃得完吗”，啊江说“吃不完你帮我吃”，傻杰说“我不帮”，啊江说“那你别说”。
大头泳到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本素描书，他把书放在桌上翻了一页，一边等烧烤一边看。傻杰说“你吃饭还看书？”，大头泳说“这不是饭，这是烧烤”。傻杰说“烧烤就不是饭了？”，大头泳说“烧烤是零食，零食不用专心吃，可以一边看一边吃”。傻杰说“你这个逻辑好强，我竟然没法反驳”。
啊仲最后到的，他坐在我旁边，没点东西。我说“你不吃？”，他说“吃”。然后点了一串烤馒头，坐在那儿慢慢吃。他吃东西的样子跟画画一样慢，一口一口嚼很久。
那天晚上烧烤吃到快十二点。大家聊了很多，不是那种有主题的聊天，是东一句西一句的。傻杰讲他初中时候的糗事，啊薯讲他小时候养过一只兔子后来跑了，小黑讲他色弱被发现的经历——他说得挺轻松的，但桌子上安静了一下。啊真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“但你还是画得比我好”，小黑说“那是因为你懒”，啊真说“嗯”。
包子一直在听，没怎么说话。但她嘴角一直是翘着的——不是笑，是在听大家说话的时候自然出现的那种弧度。
散场的时候，大家各走各的。大头泳回宿舍，边走边翻那本素描书。啊江骑自行车走了。小黑和啊真一起走。傻杰和啊薯一边走一边还在说什么，笑得很响。包子女一个人走的，背着速写本，步子不快不慢。
我和啊仲一起走回宿舍。
“你觉得今天那张速写怎么样？”我问他。
“哪张？”
“最后那张，十五分钟的。”
“动态还行，膝盖的结构不对。”
“你每次都能看到结构的问题。”
“因为我的结构也有问题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没看我，看着前面的路。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并排走在一起。
“啊仲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以后想考哪里？”
“美院。”
“哪个美院？”
“最好的那个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但我知道他是认真的。啊仲不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他想过的。
“那你得多画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他加快了一点脚步，走在前面。我落后半步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他比高一刚来的时候瘦了，肩膀更窄了，但背挺得很直。
暑假班第二周，画室里开始出现了一些“症状”。
先是手痛。不是肌肉酸痛，是手腕关节痛。每天画七八个小时，手腕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，不痛才怪。龙哥教我们做手腕——画四十五分钟，休息五分钟，转一转手腕，甩一甩手，让血液流通。傻杰说“这个像打太极”，龙哥说“你就当是打太极”。
傻杰每次做的时候都特别夸张，把胳膊抡得跟风车一样。啊薯说“你这是在画速写还是在健身”，傻杰说“两个都是”。有一次他甩手的时候不小心打到旁边的啊江，啊江“嘶”了一声，傻杰说“对不起对不起”，啊江说“你这手劲可以去扔铅球”。
然后是眼睛痛。画素描要盯着石膏像，画色彩要盯着静物，画速写要盯着模特。一天盯下来，眼睛又酸又，看什么都是模糊的。包子的眼睛最严重，红了一整天。高叔让她回去休息一天，她说“不用，画完今天再说”。第二天她的眼睛更红了，高叔不让进画室，她才回去休息了一天。回来之后眼睛还有点红，但比之前好了。她什么都没说，坐下来就开始画。
我注意到包子的画在那之后有了一点变化。不是变好了或者变差了，是变得更“稳”了。以前她的画有时候会因为太专注而显得紧，现在松了很多。我想可能不是因为她休息了一天，是因为她发现身体会累，眼睛会红，画画这件事不光是脑子的事，身体也在参与。你照顾不好身体，身体就不让你画画。这道理听起来很简单，但以前没人跟我们说过。
接下来是腰痛。画画的凳子没有靠背，坐久了腰像要断掉。啊江有一天画完站起来的时候腰响了一声，他扶着画架站了几秒钟没动，然后慢慢直起来，说“我还以为我老了”，傻杰说“你不是老了，你是坐太久了”。从那以后啊江每画一小时就站起来走两圈，有时候走到窗口看看外面，有时候走到别人后面看别人画。他不是在偷懒，是真的腰受不了。
有一天他走到阿飞的后面看他画阿格里巴，站了五分钟。回来之后说“阿飞的颧骨处理得太好了”，我说“你偷师了？”，他说“偷了”。然后坐下来在自己的画上改了颧骨那块的调子，改完确实好了不少。
肥凯的腰也痛，但他不站起来。他就硬扛着，咬着牙画。龙哥看到了一次，说“你站起来走一走”，肥凯说“画完这张”，龙哥说“画完这张再画下一张，你站不站”。肥凯还是站起来了，走了两圈就坐回去了。他不是不听龙哥的话，他是觉得站起来那几分钟耽误时间。但后来他可能发现了，站起来走一走之后回来画得更快，因为他站起来那几分钟脑子没停，边走边想，想清楚了回来一下笔就对。
那段时间我发现肥凯的画进步很快。不是突然变好的，是一点一点在变好。每一张都比上一张好一点点，每一周都比上一周好一截。他不急躁，不抱怨，不羡慕别人画得好，也不觉得自己画得多差。他就是画，画完一张画下一张。没有多余的情绪，没有多余的废话。
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龙哥说的“长跑”的心态。不急那一时，也不松那一口气。
但最难的还不是身体。
是心态。
连续画了十几天之后，我出现了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——不是累，是空。坐在画架前面，眼睛看着石膏像，手拿着铅笔，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。不是放空的那种不想，是“我不知道该怎么画了”的那种不想。型不会抓了，调子不会排了，暗部不会处理了，明暗交界线不会找了。像一个失忆的人站在自己家门口，钥匙在手，但不知道怎么开门。
我问龙哥这是怎么回事。
他说这叫“平台期”。每个人都会遇到，不是退步，是进步之前的停滞。你站在一个台阶上，往上爬不了，往下跌不了。你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做，但其实你的眼睛和手在重新建立连接。等这个连接建好了，你就会上一个新台阶。
“那要等多久？”我问。
“不一定。有人一两天，有人一两周，有人一个月。”
“一个月？”
“你才十几天，急什么。”
我没再问了。但那天晚上我回去想了想，龙哥说的“平台期”跟我以前遇到的情况不一样。以前画不好是技巧问题，现在画不好不是技巧的问题，是不知道自己在嘛。那种感觉很难形容。你站在画架前面，手在动，笔在走，但你不在。你的身体在画室，脑子飘在半空中，看着自己在画画，像个旁观者。
第二天我把这个感觉跟大头泳说了。
他说他也遇到过。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上个学期。”
“你怎么解决的？”
“没解决。”
“没解决怎么好的？”
“它自己好的。”大头泳想了想，“不是它自己好的，是我画着画着就忘了我在‘不好’。你一直想着‘我在平台期’，就永远出不来。你不想了，画着画着就出来了。”
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但做起来没那么简单。因为你很难不想。就像有人跟你说“不要想白熊”，你脑子里一定全是白熊。平台期就是那只白熊。
那几天我的画确实不太好。高叔看了没说话，龙哥看了也没说什么。他们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——“我知道你在平台期，等你出来。”没有人催你，没有人骂你，因为他们都经历过。
包子女有一天把一张纸条放在我的画板上。我打开一看，上面画了一个小人，小人蹲在地上，头顶上有一片乌云，正在下雨。小人旁边写了一个字：“等。”
我等了三天。
三天后的一个下午，我在画一张素描。那个石膏像是海盗，我画了不知道多少遍了。画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不是我在画，是笔在自己走。型对了，调子对了，明暗交界线该硬的地方硬、该软的地方软。没有犹豫，没有迟疑，就像一个在黑暗里走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光。
那张画不是我这学期最好的，但它比之前任何一张都流畅。
龙哥走过来看了一眼。
“回来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这次快。”
“三天。”
“三天算快了。有人一周，有人一个月。你三天算快的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跟平时一样平，但我听出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不是夸奖，是一种“我早就知道会这样”的笃定。
下午画色彩的时候，我把那张素描的事跟啊江说了。啊江说他上个月也遇到过，持续了一周，比我还久。我说“你怎么熬过来的”，他说“没熬，就是画，画到有一天突然发现好像又知道怎么画了”。我说“你也是自己好的？”，他说“嗯，但我没包子给我递纸条”。我说“包子也没给我递纸条，她递了小人”。啊江说“小人比纸条有用，纸条要写字，小人不用”。
暑假班的第三周，画室里出现了一个新面孔。
不是新生，是龙哥的朋友。他来画室串门，穿着一件黑色T恤，背着一个很大的单肩包，包里全是画材。他叫老张，也是美院的，比龙哥高一届，暑假回来老家待几天，听说龙哥在“更高”当助教，就过来看看。
老张跟龙哥不一样。龙哥说话慢，老张说话快。龙哥不怎么笑，老张一直在笑。他一进画室就开始东看西看，走到谁的画前面都要点评几句，不是正经点评，是那种朋友之间开玩笑的方式。
到大头泳的画前面，他说“这个结构打得好，比我大一的时候强”。大头泳说“谢谢”，老张说“谢什么，我说的是真的”。
到啊江的画前面，他说“你这个颜色感觉不错，但你是不是调色的时候水放多了”。啊江说“我喜欢稀一点”，老张说“喜欢归喜欢，考试的时候水放多了容易翻车”。啊江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。老张走了之后啊江把调色盘上的水倒掉了一半，重新调了一组颜色，果然比之前更稳了。
到我的画前面，他看了几秒钟，说“你这个人的画跟你的人一样，不着急”。我说“你怎么知道我不着急”，他说“你的线条不着急，你的人就不着急”。
到傻杰的画前面，他看了几秒，说“你这个火柴人画得不错”。傻杰说“你怎么知道是火柴人”，老张说“我看得出来”。傻杰说“龙哥说的？”，老张说“不是，你自己看，你这个人的动态抓得准，虽然线条简单，但重心是对的”。傻杰愣了一下，然后转头看我，说“老张在夸我？”，我说“好像是”，傻杰说“我第一次被人夸画火柴人画得好”。
老张在包子的画前面站了很久。
他没说话，就是看。看了大概有一分钟，然后转头问包子“你叫什么”。包子说“包子”。老张说“包子，你的画有东西”。包子没说话。老张没再说什么，走到龙哥旁边，两个人蹲在门口抽烟。
傻杰说“老张在包子的画前面站了一分钟，比站所有人的时间都长”，啊薯说“因为包子的画最好”，傻杰说“我知道，但你不一定要说出来”。
龙哥在旁边听到这句话，笑了一下。不是那种哈哈哈的笑，是嘴角动了一下。
老张待了两个小时就走了。但他在的这两个小时，画室里的气氛比平时轻松了很多。他走的时候跟大家说“你们好好画，考上美院来找我，我请你们吃食堂”。傻杰说“龙哥也说请我们吃食堂，你们美院的人是不是只会请吃食堂”，老张说“食堂便宜”。
暑假班的最后一周，大家的体力快到极限了。
不是撑不住了，是“习惯累”了。就是你累到一定程度，身体适应了那种累，开始用一种低功耗的方式运行。就像手机电量20%的时候自动开启省电模式，该用的功能还能用，但屏幕暗了一点，运行慢了一点。
我那段时间的状态就是这样。每天七点起床，八点到画室，画到十二点，吃午饭，一点半继续画，画到五点半，吃晚饭，七点继续画速写，画到九点半，回宿舍，洗澡，睡觉。每一天都是同样的节奏，像一个被设定好的程序。
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没有惊喜，没有意外，没有特别好的画，也没有特别差的画。就是画，一张接一张，像一个工厂的流水线。
但奇怪的是，我不讨厌这种状态。
以前我觉得画画是需要灵感的，需要状态，需要“感觉”。但那一个月让我明白了一件事——灵感不是等来的，是画出来的。你坐在画架前面，不管有没有灵感，先画。画着画着，灵感就来了。不来也没关系，画完这张画下一张。
高叔有一天说了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。
“你们以为画家是靠灵感画画的？不是。画家是靠习惯。灵感来了画得好，灵感不来也画得好，那才是本事。”
我觉得他说得对。
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我和大头泳、啊江三个人坐在画室门口吃盒饭。盒饭是从学校门口的小店买的，一荤两素加一个煎蛋，七块钱。啊江每次都会把煎蛋留到最后吃，说“最好的东西要留到最后”。傻杰说“你就是嘴馋”，啊江说“你管我”。
“你们说，画画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啊江突然问。
我嘴里还有饭，没说话。大头泳先开口了。
“为了去我想去的地方。”
“就这？”
“就这。你想去的地方不同，画画的意义就不同。”
“那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？”
“江南大学。设计学院。”
“那去了之后呢？”
大头泳想了想。“去了之后再找下一个想去的地方。”
啊江转头看我。“肥象，你呢？”
“我还没想好。”
“你想都不想？”
“想。但想不出来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画画？”
我咽下嘴里的饭，想了一下。
“因为画的时候不烦。”
“不烦？”
“嗯。上课的时候烦，考试的时候烦，跟人吵架的时候烦。但画画的时候不烦。”
啊江看着我，没说好也没说不好。
大头泳在旁边接了一句：“那不叫不烦，叫心流。”
“什么流？”
“心流。就是你做一件事的时候完全沉浸进去，忘了时间，忘了周围的一切。画画的时候那种感觉，就是心流。”
“你从书上看来的？”
“嗯。心理学的书。”
“你连心理学的书都看？”
“偶尔。”
啊江说“大头泳你真的是个机器人”，大头泳说“不是机器人，是正常人的脑子加了一点自律”。啊江说“你那不是一点，是很多”，大头泳没反驳。
我想了想大头泳说的“心流”。画画的时候确实会忘记时间。有时候一抬头已经过了两三个小时，好像只过了半小时。那种感觉不像是你在控制你的手，像是你的手在自己走，你只是一个观察者，看着它在纸上移动。
龙哥说这就是状态好的时候。
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你每一秒都在跟纸较劲。你知道你要画什么，但你画不出来。你知道那笔是对的，但你的手不听话。你知道哪里错了，但不知道该怎么改。那种感觉像是在水里挣扎，你拼命扑腾，但就是浮不起来。
状态好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扑腾。水托着你，你只需要顺着水流走。
暑假班最后一天，高叔没有安排课程。
他说：“今天不画了，把你们这一个月画的最满意的一张找出来，贴在那面墙上。”
那面墙是画室进门右手边的那面墙，平时贴的是往届学生的优秀作业。高叔让我们把这一个月的画贴上去，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画有多好，是因为他想让我们看看自己这一个月变成了什么样子。
墙很大，三十几个人的画贴上去，还是显得空。但站在那面墙前面，你能看到一个东西——进步。不是一个人的进步，是所有人的进步。第一周的画贴在左边，最后一周的画贴在右边。从左边走到右边，像在看一部快放的电影，每个人都在变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
我找到自己的画。左边的画画得很紧，线条僵硬，调子死板，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又摊开了。右边的画松了很多，不是技巧上的松，是心态上的松。我不再害怕那张白纸了。纸是纸，我是我。我画得好，它是一张好画。我画得不好，它是一张纸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大头泳站在自己的画前面，没说话。他的左边和右边那两张画，变化没有我那么大。不是因为他进步慢，是因为他本来就在前面，进步的空间小。他从85分涨到90分，我从60分涨到75分。分数上看我涨得多，但差距还在。
啊江站在我旁边，看着自己的画，说“我好像胖了一点”。我说“你画的是阿格里巴，不是你”，他说“阿格里巴就是我画的，画上的阿格里巴比开学的那个阿格里巴胖了，说明我画胖了”。我说“你画胖了说明你最近吃多了”，他说“可能是”。
傻杰的画从左边到右边变化最大。不是因为进步最大，是因为他左边的画太随便了，右边的画认真了。高叔说“你终于开始认真了”，傻杰说“我本来就很认真”，高叔说“你本来认真的是画火柴人”，傻杰说“火柴人也是人”。高叔没接话，但嘴角动了一下。
包子的画挂在最上面一排，因为她的画是所有人里最好的。左边那张画的是一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，右边那张画的是一个老头蹲在路边修鞋。两张都很好，变化不大，因为本来就好。但包子的画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东西——她画的人像是在跟你说话。不是真的在说话，是你能感觉到那个人有故事。那个老太太为什么坐在门槛上？她等谁？那个老头为什么蹲在路边？他修了多少双鞋？
龙哥说包子的画有“叙事性”。傻杰问什么叫叙事性，龙哥说就是看了之后你会去想画里的人在嘛。傻杰说“那我的火柴人有没有叙事性”，龙哥说“你的火柴人也有，叙事性是‘一个火柴人正在打另一个火柴人’”。傻杰说“那也算？”，龙哥说“算”。
啊仲的画挂在包子的旁边。他画的是一个石膏像——塞内卡，就是那个最没人气的光头老头。左边那张是两周前画的，右边那张是昨天画的。两张的变化是——右边那张塞内卡看起来更“苦”了。不是技巧上的苦，是神态上的苦。你看了会觉得这个老头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，但他还在坚持。
龙哥说“啊仲把塞内卡画活了”，啊仲说“石膏本来就是死的”，龙哥说“活的石膏”。
暑假班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，高叔站在前面，说了一小段话。
“这一个月，你们画了很多。有人进步了，有人还在原地。进步了别得意，原地也别急。画画不是一个月的事，是十年的事。你们现在才刚开始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八月休息一个月，九月回来你们就是高二了。高二不是高一了，节奏会更快，要求会更高。你们自己心里有数。”
他说完就走了，没有多余的话。龙哥站在门口，跟大家说再见。每个人的再见都说得很随意，好像明天还会再见。
到我这儿的时候，龙哥说：“八月份别停。不用像暑假这么画，但别停。一天一张速写，什么都行。”
“好。”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我背着画袋走下楼梯。楼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又在我身后一盏一盏灭掉。走出那栋旧厂房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梧桐树的叶子和一个月前不一样了，更绿了，更密了，蝉叫声也更响了。
我在路边等公交车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傻杰在群里发了一张图。他画的是今天最后一张速写——画室里的人都在收拾东西，画架收起来了，画板摞在一起，有人在扫地，有人在倒垃圾。他的线条还是那种不成熟的线条，但他抓住了那个时刻的感觉——暑假结束了，大家要分开了，但又没有真的分开，因为九月还会回来。
大头泳回了一个“好”。包子回了一个“嗯”。啊江回了一个“下学期见”。小黑回了一个“八月约”。啊真回了一个句号。啊薯回了一个“终于可以休息了”。啊波回了一段语音，说“兄弟们九月见”。啊炮回了一个“冲”。肥凯回了一个“加油”。啊仲没回，但他在群里发了一张画——画的是窗外的梧桐树。
我看着那棵梧桐树，又看了看手机屏幕上的那棵梧桐树。同一棵树，不同的画。啊仲画得比我好，但我知道我在进步。不是追上他，是追上昨天的自己。
公交车来了。
我上车，刷卡，走到最后一排坐下。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马路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过雨，地是湿的，空气里有雨后的味道，泥土混着树叶，凉凉的。
我把画袋放在旁边的座位上，拿出手机，翻开速写本的照片。这一个月画了一百多张，手机里存了七十多张照片。我一张一张翻过去，从第一周到最后一周，像在看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。
第一周的海盗，额头太宽了。
第二周的阿格里巴，颧骨太突出了。
第三周的伏尔泰，眼睛太没神了。
第四周的小卫，头像画大了，肩膀画小了。
但还是比第一周好。
好很多。
我关掉手机，靠着窗户。车窗外的县城在后退，那些三四层的自建房，那些屋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，那些亮着灯的窗户。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在吃饭、在看电视、在吵架、在笑。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但我知道我明天还会坐在这辆公交车上，去那个叫“更高”的地方。
八月是休息的。
但龙哥说别停。
我不会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