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星期一早上，车间里的气氛不对。
不是那种明显的、有人吵有人闹的不对。是那种暗流涌动的不对——传送带照常转，电批照常响，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绷着，像是拉紧的弹簧。
阿珍打螺丝的时候，眼睛不盯工件，每隔几分钟就往车间门口扫一眼。刘德富连上厕所都小跑着去，平时他都是慢慢晃。芳姐在产线上走了三个来回，一次都没停下来检查物料。
肥波的工位空着。
不是迟到的那种空，是桌上没有电批、没有物料盒、没有那把游标卡尺的那种空。净净，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在C拉拉头坐过。
我打了两个小时的螺丝，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念头。肥波是王主管的小舅子，他不会无缘无故消失。要么是升了，要么是出事了。从车间里其他人的表情来看，恐怕是后者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消息才传开。
不是升了。是出事了。
“林老板在澳门输了钱。”刘德富压低声音，筷子停在半空，“输了很多。”
“多少？”
“不知道。但阿珍说，财务科的人透出来的风，老板把厂里的流动资金都抽走了。这个月的工资，可能发不出来。”
我把筷子放下了。
食堂里的嘈杂声忽然变得很远，像是隔了一层玻璃。我看向四周，打饭的窗口、油腻的餐桌、穿厂服的工人——每个人都在吃饭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消息，但没有人说话。只有筷子碰托盘的声音，闷闷的。
来东莞一个多星期，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：当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突然变得安静，一定是出了大事。
二
下午三点，林振堂出现在车间里。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。
他五十五岁，台中人士，个子不高，微胖，穿着一件米色的Polo衫，领子翻得整整齐齐。头发染过，黑得不自然，发露出一截白。脸上带着一种台湾老板特有的笑容——嘴角上扬，眼睛不笑。
身后跟着三个人。一个是王主管，手里夹着一个文件夹。一个是财务科的老吴，额头上的汗擦都擦不完。还有一个是阿May，拿着一个笔记本，浪卷发扎成了马尾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林振堂在车间里走了一圈。走得不快，偶尔停下来看看产线上的成品，拿起来端详一下，放回去。工人们低着头打螺丝，没有人抬头看他。
走到C拉的时候，他停下来了。
不是停在肥波的空工位前。是停在我面前。
“新来的？”
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台湾腔，把“新”念成“辛”。
“是。来了一周多。”
他点点头，拿起我面前的物料盒，看了看里面打好的成品件，又看了看计数表。
“手速不错。”
“谢谢老板。”
他放下物料盒，转身要走，又停住了。
“你叫什么？”
“陈锐。”
“好。陈锐。”
他把我的名字念了一遍，像在记住它。然后继续往前走。王主管跟在后面，文件夹夹在腋下，路过肥波空工位的时候，脚步顿了一下，什么都没说。
林振堂走后，阿May落在最后面。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手里的笔记本掉在地上。弯腰捡起来的时候，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，低到只有我能听见。
“晚上，老地方。”
然后她直起腰，快步跟上去。马尾辫在背后一甩一甩的。
三
晚上八点，老地方大排档。
阿May比我早到。她没有化妆，浪卷发随便扎了个马尾，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和一条牛仔短裤，脚上是一双人字拖。桌上没有啤酒，只有两杯凉茶。
我第一次看见她不涂口红的样子。嘴唇有点，边缘起了一点白皮。眼眶下面有淡淡的青色，是熬夜的痕迹。
“坐。”她说。
我坐下。大排档的帆布棚子被风吹得啪啪响。炒菜师傅的铁锅哐哐地响，但今晚听起来不热闹，只觉得吵。
阿May端起凉茶喝了一口，放下。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。
“厂里出事了。”
“我听说了。”
“你听说的不全。”
她从兜里掏出一包烟。不是女人抽的那种细支薄荷烟，是红塔山，硬盒的。抽出一叼在嘴里，点着了，吸了一口，吐出来的烟被夜风吹散。
“林老板在澳门输了不止流动资金。”
她又吸了一口。烟头的红光在夜色里一亮一灭。
“他把工厂抵押了。”
我握着凉茶杯的手停住了。
抵押。这个词在2000年的东莞，意味着一个厂子离死不远了。
“抵押给谁？”
“一个香港人，姓郑，做电子元器件的。林老板欠他四百多万港币。郑老板给了两个选择：要么还钱，要么把富韵电子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转给他。”
“林老板选了哪个？”
阿May弹了弹烟灰，烟灰落在水泥地上，被风卷走了。
“他两个都不想选。”
她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。不是按灭的，是一点一点碾灭的，烟头在她手指下变了形。
“所以他跑了。”
“跑了？”
“今天下午。你见他那面，是他来厂里拿最后的东西。他的办公室里值钱的都搬空了，剩下一个空保险柜，门开着。财务科的现金，一分没剩。”
她看着我。大排档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，没化妆的脸看起来年轻了几岁，但眼睛里的东西是老的，是在东莞待了五年才能磨出来的那种老。
“阿May姐，你叫我来，不只是告诉我这些吧。”
她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不是。”
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展开铺在桌上。是一张传真纸，抬头印着“香港郑氏电子有限公司”的字样。繁体字，从右往左排。
“郑老板的人明天到。他们要查账、盘库存、评估资产。如果评估结果低于抵押金额，郑老板会直接收厂。”
“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她看着我的眼睛。
“陈锐，我翻过你入职时填的表。你高中没毕业，但你在‘特长’那一栏写了什么，还记得吗？”
我记得。
“数学。”
“对，数学。”
阿May把传真纸翻过来，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。是林振堂留下的账本复印件上的数字。
“我在整理林老板办公室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。他走之前烧掉了很多东西，但这一页夹在文件柜的缝里，漏掉了。”
她指着那些数字。
“我看了两天，看不出门道。但我总觉得这些数字有问题。林老板虽然好赌，但他是做实业出身的，成本控制一向很严。一个做了十年电子厂的人，不会突然把厂子输光。”
她抬起头看着我。
“除非，不是输光的。”
风吹过帆布棚子，头顶的灯泡晃了晃，光影在她脸上摇来摇去。凉茶已经凉透了，杯壁上挂着一圈深褐色的水渍。
我看着那页传真纸背面密密麻麻的数字。
“我试试。”
四
接下来两个小时，我们坐在大排档的塑料桌前，对着一页数字。
不是算账。是找规律。
跛豪说的话在我脑子里转：“你得学会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”
我一行一行地看。进货价、出货价、物料成本、人工成本、水电费、运输费、关税。林振堂的字写得潦草，数字歪歪扭扭的，有些地方涂改过，涂成一团黑疙瘩。
“这里。”我用手指点着一处涂改。
阿May凑过来看。
“出货单价，原来写的是三块二，涂掉改成了两块八。”
“降价很正常。”
“但这批货的出货期是今年二月。二月是春节后，电子连接器的行情是涨的，整个行业都在涨。他为什么降价？”
阿May愣住了。
我继续往下看。第二个涂改，第三个，第四个。每一处涂改都是出货价往下调。五分、一毛、两毛——单独看每一笔都不大，但加起来，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，五个月里，林振堂主动下调了十几次出货价。
“他在往外抽钱。”我说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比如一件货实际卖三块，账面上写两块八。那两毛钱的差价，不进厂的账户，进他自己的口袋。十几次加起来，几十万的货，抽走的钱少说有二三十万。”
阿May的嘴唇抿紧了。
“二三十万，不够他在澳门输的。”
“是不够。所以他不只是抽差价。”
我的手指移到进货栏。元器件、塑料粒、铜线——每一样都比市价高一截。高得不多，刚好卡在“可以解释为市场波动”的范围里。
“进货价虚高，出货价虚低。一进一出，两头抽。五个月下来，抽走的钱——至少这个数。”
我比了一个数字。
阿May看着那个数字，很久没说话。大排档的炒菜师傅关了火，铁锅扣在灶台上，发出咣的一声。周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隔壁桌两个醉汉含糊不清的划拳声。
“他知道郑老板要来了。”阿May的声音很低，“所以他提前把厂子掏空，然后把窟窿留给郑老板。自己拿着抽出来的钱，跑了。”
“不只他知道。”
我看着她。
“王主管也知道。”
五
阿May的瞳孔缩了一下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肥波是王主管的小舅子。肥波今天没来上班。我看了他的工位，不是请假，是撤了。私人用品全拿走了。一个在产线上了四年的拉长，突然撤走，只有一种可能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他知道厂要倒了。提前跑了。”
阿May的手指在桌沿上敲着，一下一下，指甲碰撞塑料桌面发出细微的嗒嗒声。
“王主管下午还在厂里。林老板走的时候，他跟在后面。”
“他当然要在。他得确认林老板真的走了，不会再回来。然后他才好做自己的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因为我也不知道。但跛豪教过我，看局不能只看一步。
王主管是林振堂的人，肥波是王主管的人。林振堂抽钱，王主管不可能不知道。知道了还跟着，要么是分了钱，要么是另有所图。不管是哪一种，他都不会老老实实等着郑老板来收厂。
“明天郑老板的人来，你要在。”阿May说。
“我一个打螺丝的，凭什么在？”
她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人字拖踩在水泥地上，啪嗒啪嗒的。走到大排档门口，从冰柜里拿出两瓶珠江纯生，走回来，用牙齿咬开一瓶，递给我。自己咬开另一瓶，仰头灌了一大口。
“凭这页纸是你看出门道的。”
她放下啤酒瓶，瓶底磕在塑料桌上，里面的啤酒晃了晃。
“陈锐，在东莞，跟对人比什么都重要。林老板跑了，富韵电子要么被郑老板吃掉，要么被王主管那帮人分掉。不管哪种，像我这样的秘书、像你这样的普工，都是最先被扔下车的。”
她又喝了一口啤酒。
“除非，我们能让自己变得有用。”
夜风吹过来，带着珠江水的腥气和远处烧烤摊的孜然味。阿May的头发被吹起来几缕，贴在嘴角。她没有拨开，只是看着我。
“我在这里待了五年。换了三个厂，跟过四个老板。看着他们起高楼，看着他们楼塌了。我不想再从头打螺丝了。”
她举起啤酒瓶。
“你也不想吧。”
我拿起啤酒瓶，和她碰了一下。玻璃碰撞的声音很脆，在空旷下来的大排档里回荡了一下就散了。
“明天几点？”
“九点。郑老板的人九点到。”
“我到。”
阿May把剩下的啤酒一口喝，瓶底朝天放在桌上。泡沫沿着瓶口流下来，在塑料桌布上洇开一小圈水渍。
她站起来，人字拖啪嗒啪嗒地走出大排档，走进巷子里的黑暗里。
六
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已经快十二点了。
宿舍里没开灯，但刘德富没睡。他坐在床边，面前摊着那本《故事会》，一页都没翻。
“阿锐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说，厂子要是倒了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我脱掉解放鞋，新鞋穿了三天，鞋底的花纹还清晰着。我把鞋整齐地放在床下。
“换一个厂。”
“换哪个厂？厚街的电子厂我差不多遍了。富韵算是工钱最高的。”
他没有等我回答，自己躺下去了。《故事会》盖在脸上，封面朝下。
“我妈这个月的药费还没寄。要是发不出工资……”
他没说完。
我爬上上铺，躺下来。窗外的霓虹灯照常亮着，把墙壁映成红色。楼下巷子里的大排档还在炒菜，铁锅和锅铲撞得哐哐响。东莞的夜晚不会为任何人安静下来。
但今晚，那些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了。
不再是热闹。
是每个人都在拼命抓住什么的声音。
我闭上眼睛。
明天九点。郑老板的人。王主管。账本。还有那个藏在数字里的窟窿。
我在脑子里把那些数字又过了一遍。进货价虚高，出货价虚低，一进一出两头抽。这个局不复杂，甚至可以说粗糙。但林振堂用它抽了五个月，没有人发现。
不是因为局做得高明。是因为没有人去看。
所有人都在低头打螺丝。
我翻了个身，枕头底下的东西硌了一下。伸手一摸，是跛豪的名片。白底黑字，陈豪，一个BP机号码。
我把名片握在手里。
明天，我要抬起头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