账房建起来了，工分制也跑顺了，引水渠的勘测线从季节河一路钉到了堡子东边，两百多木桩像哨兵一样立在荒原上。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，但周牧心里清楚，这些都只是铺垫。真正决定河源堡命运的，是地里能长出多少粮食。粮食不是从账本里变出来的，也不是从工分榜上长出来的，是从土里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。春耕在即，周牧把全部精力扑在了播种上。
这一天，天还没亮，周牧就蹲在试验田边，手里攥着一把麦种，一粒一粒地看。麦粒有大有小，有饱满的有瘪的，有的颜色金黄，有的发灰发暗，有的表面光滑，有的布满细纹。他把麦粒分成三堆：大的、中的、小的，然后开始数。大的有三十七粒，中的一百二十三粒，小的八十四粒——这是一把麦种里的比例。他又抓起一把，再数一遍。三遍之后，他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这批麦种，饱满率不到三成。三成饱满种子，七成是瘪粒、病粒、杂粒。把这些混在一起种下去，出来的苗必然参差不齐，稀稀拉拉，产量能高才怪。
刘大打着哈欠走过来，看见周牧蹲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数麦子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：“周兄，你是不是又犯病了？”
“什么叫又犯病？”周牧头都没抬，“这叫选种。把好的挑出来，不好的扔掉。好种出好苗，好苗多打粮。”
“那……怎么挑？”刘大蹲下来，也抓起一把麦种。
周牧拿起一粒饱满的、金黄色的麦粒，放在刘大掌心：“这种，留下。”又拿起一粒瘪的、发灰的麦粒，“这种，扔掉。”再拿起一粒表面有黑斑的，“这种，有病菌。种下去会传染给健康的苗，也扔掉。”刘大看着掌心那粒饱满金黄的小麦，又看了看扔在地上那些灰不溜秋的，忽然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碾压：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周牧站起来，“但你要挑几千斤、几万斤，就不简单了。”
选种只是第一步。周牧把堡子里所有有经验的庄稼汉召集起来，在试验田边开了一场“农技现场会”。他在地上画了一块田的示意图，分成一格一格的，像棋盘一样。这是他准备推广的“沟垄种植法”——把土地分成沟和垄，作物种在沟里，而不是传统的平播。原理很简单：沟垄形成微型风障，陇右道春天风大，能防风蚀；沟底比垄面低，水分蒸发慢，能保墒；雨季时雨水会汇集到沟里，蓄水抗旱；种一季之后沟垄互换，可以轮作休耕，恢复地力。
老庄稼汉们听着听着就议论开了。
“从来没这么种过，能行吗？”
“平播种了几千年了，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，你说改就改？”
“就是，你一个读书人，种过地吗你就指手画脚？”
周牧没有争辩，而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上面画着一张表格：“这是试验方案。十亩沟垄法，十亩平播法，同样的地力、同样的种子、同样的肥料、同样的管理。到了秋天，两边比一比，看谁打粮多。”他看着那些庄稼汉，目光平静，“种地的规矩不是谁定的，是地定的。地长出多少粮，规矩就是什么。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应该知道，我从来不靠嘴争。咱们年底见分晓。”
这话说得不重，但分量不轻。几个老庄稼汉互相看了看，不再吭声。
春播正式开始的那天，周牧凌晨就起来了，亲自下地。沟垄种植法虽然他已经讲过很多遍，但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实际作时还是出了岔子——开沟的深度不一致，有的深有的浅，深的地方种子埋太深拱不出土，浅的地方种子露在外面被鸟吃了；垄的宽度和沟的宽度比例不对，有的太宽浪费土地，有的太窄水分存不住；播种的时候，手撒的种子不均匀，有的地方密密麻麻，有的地方稀稀拉拉，本没法保证出苗整齐。
周牧急得满头大汗，蹲在地头，拿一木棍在地上比划了整整一个时辰，然后把所有活的人都叫过来：“沟的深度，一拳头。垄的宽度，一巴掌。播种的时候，一把抓五粒，隔一拃撒一把。记住没有？一拳头、一巴掌、一把抓五粒、隔一拃撒一把。”他边说边比划，用最通俗的动作，把复杂的农技参数简化成任何人都能记住的口诀。
刘大第一个跟着比划：“一拳头、一巴掌、一把抓五粒、隔一拃撒一把。记住了！”旁边的人也纷纷跟着比划，有人把拳头伸进沟里量深度，有人用手掌量垄宽，有人在田垄上拃来拃去。那个场景颇为滑稽——一群大老爷们儿在田里又是伸拳头又是张巴掌又是拃手指，像是在做什么古怪的仪式。
张武蹲在田埂上抽烟，看着这一幕，难得地笑了一下：“这周先生，有办法。”
春播最累的不是播种，是浇水。河源堡的小溪流量很小，灌溉全靠人力挑水。从溪边到试验田，往返一趟要走一里多地，一担水七八十斤，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挑二十趟，够浇一亩地。二十亩试验田，光是春播期间的浇水量，就需要十几个壮劳力不眠不休地上整整三天。
周牧也加入了挑水的队伍。他穿着囚服，光着脚，肩膀上搭一条破布，挑着两桶水，在溪边和田地之间往返。他的肩膀被扁担磨破了皮，血水渗到囚服上，红了一片。刘大看见了，想接过去帮他挑，被他拒绝了。“你们都在挑，我为什么不能挑？”周牧说，“我不比你们金贵。”
赵铁柱——那个在工分榜上排第二的年轻军户，有一天跟周牧一起挑水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周先生，你跟我们不一样。你是犯官，是读书人，这种粗活，不觉得丢人？”周牧挑着水，脚步没停，喘着气说：“丢什么人？活丢人，那饿肚子丢不丢人？被吐蕃人砍头丢不丢人？”赵铁柱不说话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对周牧的态度从“服气”变成了“佩服”。
春播持续了半个月。半个月里，周牧每天天不亮就下地，天黑透了才回堡子。他的脸上被晒脱了一层皮，手上的血泡破了又好、好了又破，囚服被树枝刮得破破烂烂，活像一个叫花子。但试验田的二十亩地，全部按照沟垄法种上了冬小麦。每一行都整整齐齐，每一垄都宽窄一致，每一粒种子都埋在不深不浅的沟底，默默地等待着破土而出。
播种完成后的第三天，夜里下了一场小雨。周牧披着蓑衣跑到试验田边，蹲在地头，用手扒开土壤，看到麦粒已经开始吸水膨胀，胚微微露头，像一个小小的、的、蜷缩的芽尖。他在本子上写道：“种后第三小雨，土壤墒情良好。胚已萌发，预计五内出苗。”他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，像在记录一个生命的诞生。
第七天，第一株麦苗破土而出。最先发现的是刘大。他大清早去试验田边的溪里打水，路过田埂时，眼角余光扫到一抹绿色。他蹲下来，凑得很近，鼻子几乎贴到了地面——那是一株嫩绿的麦苗，刚从土里钻出来，两片叶子还卷在一起，像刚睡醒还睁不开眼的孩子。刘大扔下水桶，跑回堡子，一路上破锣嗓子喊了个遍：“出苗了！出苗了！试验田出苗了！”
他跑到账房门口时，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。周牧正在整理账目，听到“出苗了”三个字，扔下炭笔就往外跑，跑得比刘大还快。等他冲到试验田边，田埂上已经站了十几个人。张武蹲在地头，手指指着一株不到一寸高的麦苗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。王老倔戴着水晶放大镜，趴在地上，鼻尖离麦苗只有一指远，像在搞科学实验。
周牧蹲下来，仔细看了看那株麦苗。它的颜色是鲜嫩的绿色，叶片上没有病斑，茎秆挺直，系从土里扎下去，虽然还很脆弱，但已经稳稳地站住了。他又看了看旁边的几株，有的刚露头，有的还在土里拱，但每一株都生机勃勃。
“出苗率。”周牧站起身，对刘大说，“找几个人，把试验田的苗全数一遍，算一下出苗率。”
“全、全数一遍？”刘大看着二十亩地，头都大了，“二十亩地，这得数到什么时候？”
“抽样。取十个样方，每个样方一尺见方，数里面的苗数，取平均数，乘以总面积。”周牧从怀里掏出本子，画了一个样方的示意图，“这个不用我教你吧？”
刘大已经学会了这套“抽样统计”的方法，带着几个人下地数苗去了。
一个时辰后，刘大跑回来了，满脸通红，不知道是跑的还是激动的：“周兄，出苗率……出苗率八成！八成以上！”他的声音都变了调，“平播最多五成出苗率，我们八成！八成！”
田埂上炸开了锅。八成出苗率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同样的地、同样的种子、同样的肥料，沟垄法种出来的苗数比平播多了六成。苗多，穗就多；穗多，粒就多；粒多，产量就高。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，是翻倍的事。
张武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，但他把烟袋锅子在地上磕了三下——这是他的习惯，高兴的时候磕三下，不高兴的时候磕一下。磕了三下，说明他高兴。王老倔收起放大镜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，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周牧——这个年轻的犯官，用一把种子、几垄沟、几块样板田，就颠覆了他六十年来对种地的认知。他嘴上不服，心里已经服了。
周牧蹲在地头，看着试验田里那一行行整齐的麦苗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。粮食，是活下去的基。有了粮食，就不用饿肚子；不用饿肚子，就不会有人逃跑、不会有人抢粮、不会有人造反；不会出乱子，他才有精力去搞铁匠铺、搞水利、搞学校，去把这一整套技术体系系统地建立起来。
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那天晚上回到堡子，在煤油灯微弱的光线下，周牧翻开他那本已经快被翻烂的试验田记录本，在最新的一页写道：“贞观三年九月二十七，试验田冬小麦出苗。抽样出苗率约八成二，较传统平播法提高六成以上。沟垄法初步验证有效。后续需持续记录：苗期生长速度、分蘖数、抗倒伏能力、最终产量。”写完这些，他放下炭笔，靠着墙闭上了眼睛。
刘大端着两碗粥走进来，一碗放在周牧面前，一碗自己端着。他一边喝粥一边看着周牧：“周兄，你说，这麦子什么时候能收？”
周牧端起粥：“明年夏天。”
“明年夏天……那不是还要等大半年？”刘大皱起眉头，“这么久？”
周牧吹了吹粥的热气：“种地的事，急不来。你播种了，发芽了，长苗了，抽穗了，灌浆了，成熟了，然后才能收割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，不能跳，不能省。”
“就像你教我认字？”刘大忽然问了一句。
周牧看了他一眼：“对，就像教你认字。你不能今天学‘一’，明天就想写文章。一横一竖一撇一捺，一笔一笔来。步子大了，会扯着——”
他及时收住了后半句，没有把那个不太雅观的词说出来。
刘大自动脑补了那个词，嘿嘿一笑，把粥喝得稀里哗啦的。
窗外，月光如水，洒在试验田的麦苗上。那些刚出土的嫩芽在夜风中微微摇晃，像是在跟月光打招呼。旁边的老田里，平播的麦苗稀稀拉拉地散落着，像秃子头上的几毛，孤零零地戳在那里。沟垄法和平播法的差距，肉眼可见，就像两个世界的东西。等到了收获的季节，那差距只会更大。
周牧放下粥碗，吹灭油灯，准备睡觉。刘大忽然在黑暗中问了一句：“周兄，你说我们这算不算‘格物’？”
周牧一愣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你不是说，格物就是‘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’吗？我们研究怎么烧窑、怎么打铁、怎么种地，这不就是在认识世界？然后我们做出更好的陶器、更好的农具、更好的田地，这不就是在改造世界？”刘大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带着一种少有的认真。
周牧沉默了很久。他没想到，这个半月前还在为偷了一只鸡被判三年而哭鼻子的年轻人，这个被他忽悠着去收粪、去搬砖、去挑水的“长期主义者”，居然在黑暗中问出了这样一个触及本质的问题。
“算。”周牧说，“当然算。”
刘大在黑暗中嘿嘿笑了：“那我也是格物的人了。”
“你是。”周牧说。
然后翻了个身，铁镣哗啦一响，隔壁传来刘大满足的呼噜声。
周牧睁着眼睛在黑暗中想：刘大这小子，将来也许真能成点事。不是因为聪明——他一点都不聪明，学一横一竖学了好几天才记住。但有一件事，是很多聪明人做不到的——他愿意从最底层起，从挑水、搬砖、收粪起，得心安理得，得兴高采烈。这种“不端着”的劲头，比什么聪明才智都管用。诸葛亮要是只会纸上谈兵，出不了祁山；王羲之要是天天琢磨理论，写不出兰亭序。事是做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。
隔壁的呼噜声忽然停了，刘大含混不清的声音飘过来：“周兄……麦子收了……能不能先让我尝尝……新麦的味儿……”
周牧在黑暗中无声地笑了：“行，第一碗新麦粥，归你。”
呼噜声重新响起，比刚才还响。
月亮升到了中天，月光从土墙的裂缝里漏进来，在地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白线。周牧翻了不知道多少个身，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