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实践的第四天，天还没亮就起了风。不是省城那种贴着地皮刮的穿堂风，是岩台山特有的山风——从山涧里灌上来，裹着松脂的苦味和雪沫子，扑在窗纸上，震得木窗框在夯土墙里嗡嗡地响。祁同伟被风声吵醒的时候，炉子里的火已经灭了，屋里冷得像个冰窖。他没有马上起床，躺在炕上听着风声穿过松林的呼号，想起了前世的一件事。
那是他在省公安厅当处长的时候，有一年冬天去岩台山邻县办案，吉普车被大雪封在山路上，等了整整六个小时。那六个小时里，他自始至终没有下过车，没有跟随行的当地部说过一句多余的话。办完事转头就走，连路过下河屯的路口都没有减速。那天他娘正在灶房里熬药——二婶后来告诉他的。她听说县里来了省城的部，拄着棍子站到屯口等了半上午，直到有人说那车早翻过山梁了。他当时听到这事，只是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翻开下一份文件。
现在他躺在同一座山的山坳里，听着同样的山风，觉得那沉默的几秒是一把钝刀子，割了十几年才割到骨头。他翻身起来，生火、烧水、洗脸。冰水浇在脸上，把那些记忆按回深处，然后推开门，走进了风里。
今天的任务是去下河屯最偏远的几户人家做入户访谈，路途比较远，梁璐没有去。她留在住处整理前三天的材料，让侯亮平带队，苏小梅负责记录。走出屯口，山风迎面扑过来，侯亮平的棉大衣被风吹得鼓起来，他缩了缩脖子，把领口的扣子系紧。
“你们这儿的冬天，都是这么刮风的？”侯亮平偏过头问祁同伟。他的嘴唇已经有些发，说话时呼出的白气被风一撕就散了。
“这才哪到哪。”祁同伟走在最前面带路，步子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，“等再过半个月，大雪封山，风能把房顶上的瓦掀了。山里人过冬，全靠硬扛。”
苏小梅吃力地跟在后面，手里紧紧攥着相机，指节冻得通红。她用围巾把脸包得只露出一双眼睛，声音从围巾缝里透出来有些发闷，但语气里更多的是惊讶而非抱怨：“你们小时候怎么熬过来的？学校得多远？十几里山路，冬天怎么走？”
“先走十里地到乡里，再搭拖拉机去县里。冬天拖拉机不好发动，有时候等半个钟头都打不着火，就只好跑着去——跑起来比走着暖和。”苏小梅听着，脚步不自觉停了一下，她低头看了看脚下的雪地，好像在想十里山路是什么概念。
董家明走在最后面。他没有说话，但祁同伟注意到，他走路的时候不停地低头看自己的皮鞋——那双在省城擦得锃亮的皮鞋，已经在雪地里踩得面目全非，鞋面上全是泥点和雪渍，鞋底磨出了毛边。他抬起头，发现祁同伟正回头看着他。两个人的目光在风里碰了一下，祁同伟低了低头。董家明赶紧把目光错开，快走几步追上前面的队伍。他那只握着数据表的手始终没有从裤兜里拿出来，雪片落在统计纸的边角，很快就化了。
他们走访的第一家在王家坳。
一栋土坯房，院墙是碎石片垒的，院门是一扇用铁丝绑着的破门板。开门的是王老六，六十八岁，中等个头，后背微驼，手指粗得像裂的树皮。他裹着一件袖口磨开了花的旧棉袄，脸上满是风霜刻出来的皱纹。他端出几个粗瓷碗，搁在炕沿，又弯腰从炕下摸出一个陶罐，掏出几块冰糖——显然存了很久，冰糖外面包着纸，有些化了，粘在纸片上撕不下来。他认真地把每一块冰糖放到碗底，然后用开水冲满：“喝茶，喝茶。”
侯亮平接过碗，双手捧着。碗很粗，碗口缺了一小片瓷，但碗里的热水是真实的，那股温暖从掌心一路传到心口。他没有马上喝，低头看着碗底那块慢慢融化的冰糖，沉默了很久。苏小梅举起相机，手有些发抖——不是冻的，是犹豫。她不知道这个画面该不该拍，怕快门声会惊扰什么——在这样的屋子面前，所有理直气壮的记录都变得像入侵。她最终还是按下了快门，声音很轻，像是跟这栋老瓦屋说了声对不起。
王老六的话匣子是慢慢打开的。他讲起自己的小儿子——那年他家的牛踩了邻居家的庄稼，邻居告到乡里，案子是郭助理调解的。他印象很深，那天下着雨，郭助理骑个破自行车跑了二十里路，到了村口浑身溅得全是泥，进门先脱了鞋，把鞋底在门槛上蹭净了才进来。说到最后他站起来要留他们吃饭，非要把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宰了。侯亮平赶紧拦住，说自己带了粮。王老六死活不信，把锅盖都揭开了。
从王老六家出来，风小了一些。侯亮平走在雪地里，忽然停住了脚步。他看着远处山脊上那片被风吹得翻卷的雪雾，好像想把什么话说清楚，但还是卡在了喉咙里。倒是苏小梅替他把话补全了：“我懂了你的意思。他们不是不怕穷，是穷得坦荡。好像穷是这片山给的，没什么丢人的，子久了，就跟石头长在一起了。”
董家明依然沉默。
第二家在羊角岭，要走四十分钟的山路。
山坡上散落着几户人家，土坯房，灰瓦顶，屋后堆着柴火垛子，垛子上盖着塑料布，被雪压得鼓鼓囊囊的。村口有个五十来岁的瘸腿老汉在劈柴，看见他们上来，停下斧头，眯着眼打量了好一会儿。“省城来的？”他问。祁同伟点点头。
瘸腿老汉说，他们村没有村部，因为没人愿意，一年补贴才八十块钱，不够买盐的。村里的事全靠几个老人商量着办，谁家打架了，去叫人，谁家分了东西不均，去说理。没人想过打官司——不是不想，是法院太远了，来回一天多的路程，谁耗得起。所以村里全靠老头们裁断，“说话得有分量”，不靠压人，靠一辈子攒下来的服气。
侯亮平追问他威信从哪里来。老汉想了很久，把斧头立在地上，用袖子蹭了蹭额头的汗：“靠攒呗。一辈子不贪、不占、不欺负人。攒到六十岁，你说的话就有人听了。”
侯亮平把这句话逐字记在了本子上。笔尖太用力，戳破了两层纸。他低头把那几页纸压平，又在破洞旁边把原话重写了一遍，像是怕将来有人漏掉任何一个字。
从羊角岭下来，苏小梅忽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话：“其实老汉讲的那个‘攒’，和我爸在厂里评先进一个样——说要靠‘攒信誉’。可咱那些法学课本里，就没提过这东西。”她说完便俯身去系松了的鞋带，围巾垂进了雪里。
祁同伟没有接这句话，但他知道，有些东西是课堂装不下的。不是制度不重要，而是一个人不值得的制度，得有人替他们把这东西背过山。直到若年后那些基层调解经验被写进法学教科书时，学生们可能也翻不出几行与今天有关的字。但只要这些手写的数据被带进了省里的文件，他就没白走这一趟。
晚上回到住处，祁同伟一个人去了乡司法所。
油灯下，郭立军正在整理他的调解记录。几十页稿纸，用钢笔写的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。有些地方用红笔改过，有些地方贴着纸条，纸条上写着补充说明。他抄得很慢，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，像是怕别人看不清楚。
祁同伟坐在他旁边，拿起一本看完的调解记录，从头翻起来。翻到第三页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停住了。那是一件“王氏宅基地”的记录，一个“正”字写到最后一笔时，竖拉得歪歪斜斜，纸背上留有擦抹过的胶水印，旁边附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期和简述——“01.07，调解失败。01.08，重来。”祁同伟把那一页折了角，然后放到桌上的文件袋里。
“郭立军，你这份记录，抄完之后别锁抽屉。直接带着它去县里找你们局长，让他签收。签收之后复印一份，原件留在县局档案室，副本你得自己保管——锁在家里的铁皮柜里，别放办公室。”
郭立军笔停了，抬起头看着他，眼里有一丝疑惑：“祁哥，这东西……真有领导看？”
“有。但你得先把东西保护好。留了底，谁都抹不掉。”
郭立军沉默了一阵，然后用力点了点头，把那张小纸条抚平，重新夹在调解书正式存档的页面里。他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，把桌上散放的几份原件拢到口，又找了一张旧报纸，仔细包好。
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风停了，但天阴得更沉了。梁璐看着窗外铅灰色的天空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今天要下大雪。”
她说完这句话之后不到半个时辰，第一片雪花就落下来了。不是那种轻飘飘的细雪，是大片大片的鹅毛雪，密密匝匝地往下砸，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就把整个山谷盖成了一片刺眼的白。
暴雪封山。社会实践的行程，被迫中断。